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注：原文首次发表于 the September 1945 issue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以下为译文，仅作收录。

I

当我们尝试构建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 rational economic order ），我们希望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在某些熟悉的假设下，答案足够简单。

如果我们拥有所有相关信息，如果我们可从一个给定偏好系统 ( a given system of preferences )开始，如果我们掌握 ( command ) 可用方法相关的全部知识，那么，剩下的问题纯粹是逻辑问题。即，对可用方法的最佳利用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隐含于我们的假设 ( assumptions ) 中。

这个最佳（ optimum ） 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满足的条件，已完全解决，可以数学形式进行陈述：简言之，它们是，任何两种商品或要素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在它们的所有不同用途上，必须相同（ they are that the marginal rates of substitution between any two commodities or factors must be the same in all their different uses ）。

然而，这显然不是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为解决这一逻辑问题而开发的 economic calculus ，虽然是走向社会经济问题解决方案的重要一步，但尚未提供此问题的答案。其原因在于，对于整个社会而言，economic calculus 出发处的“数据”( the “data” from which the economic calculus starts )，从来都不“赋予”一单个大脑（ a single mind ），这一单个大脑 可解出其可能的结果（ implications ） ，但永远也无法被这样赋予这些所需数据（can never be so given ）。

合理经济秩序问题的独特性质，恰恰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关于环境的知识，从来就不是以集中或整体形式存在，而是完全就像，所有单独个人所拥有的不完整和经常相互矛盾知识的分散体（ dispersed bits ）。因此，社会的经济问题不仅是关于如何分配 “ 给定 ” （ “ given ” ）资源的问题——如果这里的 “ 给定 ” 意味着，将资源给予有意解决这些“数据”所限定问题的一单个大脑。这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如何确保社会任何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得到最佳利用，只有这些个人才知道这些资源的相对重要性 ( how to secure the best use of resources known to any of the members of society, for ends whose relative importance only these individuals know )。或者，简言之，这是一个关于知识利用的问题，这些知识并不是全部地给予任何谁（ it is a problem of the utilization of knowledge which is not given to anyone in its totality ）。

我担心，最近经济理论的许多改进，特别是数学的许多应用，模糊化而不是阐明这个基本问题的这一性质。虽然我想在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合理经济组织（a ratio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的问题，但我将在讨论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指出，它与某些方法论问题的密切联系。我想提出的许多点，确实是不同推理路径出乎意料地融合而向的结论。但是，我现在看到这些问题，这并非偶然。在我看来，目前许多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争论，其共同根源都是对社会经济问题性质的误解。继而，这种误解是由于，将我们在处理自然现象时所养成的思维习惯，错误地转移用于社会现象中去了（ This misconception in turn is due to an erroneous transfer to social phenomena of the habits of thought we have developed in dealing with the phenomena of nature ）。

II

我们用“规划”（ planning ）一词，来描述在“分配我们的可用资源”这个问题上，相互关联决策的综合复杂性。所有经济活动都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规划；在任何一个有很多人合作的社会里，这种规划，不管是谁做，在某种程度上，都必须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这些知识首先不是给规划者，而是给其他人，这些知识必须以某种方式传达给规划者。将规划者的规划所基于的知识，传达给规划者的各种方式，对于解释经济过程的任何理论而言，都是关键问题；利用最初分散于所有人中的知识的最佳方式是什么，这个问题，至少是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之一 ，或设计一个有效的经济体系的主要问题之一。

这个问题的答案，与这里出现的另一个问题密切相关，即，谁来做规划。“经济规划”中心相关的所有争论，正是关于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关于“规划是否要做”的争论。这是一个这样的争论——是由整个经济系统的一个权威当局进行中心化规划，还是由许多个人进行分隔规划（ or is to be divided among many individuals ）。“ 规划 ”一词在当代争议中所使用的具体意义，必然是指中心化规划——整个经济系统的方向，按照一个统一规划。另一方面，竞争意味着，由许多独立的人进行去中心化规划。这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很多人谈论，但他们看到这个中间地带时，很少有人喜欢——是有序行业的规划代表者（ the delegation of planning to organized industries ），或换个词，垄断。

这些系统，哪一个可能更有效，主要取决于这个问题 —— 在哪些系统之下，我们可以预期，将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知识。继而，这取决于，我们是否更有可能成功地将所有应该被使用起来，但最初分散于许多不同个体中的知识，由一单个中央权威进行处理；或者，是否更有可能成功地将人们所需要的额外知识传达给不同个人，以使他们能够用其他人的那些知识切合自己的规划。

III

在这一点上，在涉及不同种类的知识时，将立即很明显地，立场会有所不同； 因此，对于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turn on ）不同种类知识的相对重要性：那些更有可能供特定个人进行处理的知识；以及我们应该更有信心期望找到的，由适当选出的专家所组成的权威机构所拥有的知识。如果今天，广泛认为，后者将处于更好位置，那是因为一种知识，即科学知识（ scientific knowledge ），现在在公众想象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我们往往忘记了它并不是唯一相关知识。可能被承认的是，就（获取）科学知识而言，一组经过适当选出的专家，可能处于最佳位置，掌握所有可获得的最佳知识——尽管这当然只是将难题转移到“选择专家”这个问题上。我想指出的是，即使假设这个问题可轻易解决，它也只是更广泛问题的一小部分。

今天，说科学知识不是所有知识的总和，这种说法几乎是异端邪说。但是，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毫无疑问，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但没有组织的知识体系，但就一般规律知识这个意义上而言（ in the sense of knowledge of general rules ），这种知识体系不可能被称为科学：即关于时间和地点特定情况的知识（ the knowledge of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 ）。在这一点，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一些相对于其他所有人的优势，因为他拥有可用以制作有益用途的独特信息，但只有当依赖于这个独特信息的决策被留给他，或这个决策的形成过程用了他的主动协作时，前述有益用途才可能由这些信息制成。在任何职业中，在完成我们的理论训练后，我们需要记住，我们必须学到多少，我们在学习特定职业上花费多少在职时间，一个骨干在各行各业有多少价值量（ how valuable an asset in all walks of life ），只有这些，才是人的知识，当地情况的知识，特定情况的知识。知道和使用未被充分应用的一个机器，或者知道和使用某人可以得到更好利用的技能，或者意识到在供应中断期间可利用的剩余库存，这些对社会十分有用，正如更好的替代技术知识一样有用。还有那些靠使用不载客或半载客的不定期货轮来谋生的托运人，或者房地产经纪人（ 他的全部知识几乎都是独家的暂时机会 ），或者从当地商品价格差异中获益的套利者，都是基于他人不知道的转瞬即逝的情况的特殊知识，进行非常有用的运转。

这是一个奇怪事实——这种知识在今天被普遍以一种轻蔑态度来看待；任何凭借这种知识的人胜过具有更好理论或技术知识的人，被认为几乎是可耻的。通过更好地了解交流或交通便利来获得优势，有时被认为几乎是不诚实的，尽管，社会以此抓住最佳机会，其重要性等同于使用最新科学发现来抓住最佳机会。相比对人们对生产的态度的影响，这种偏见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商业的态度。甚至是那些认为自己绝对不受过去原始唯物主义谬误（ crude materialist fallacies ）影响的经济学家，也经常犯下同样错误，在这些错误中，活动旨在获取相关的实用知识——显然是因为在他们的事物规划中，所有这些知识都理应“已经给予他们”（ commit the same mistake where activities directed toward the acquisition of such practical knowledge are concerned—apparently because in their scheme of things all such knowledge is supposed to be “given.”）。 现在，共同观点似乎是，所有这些知识理所当然地应该为每个人所掌握，而对现有经济秩序的非理性指责（ the reproach of irrationality leveled against the existing economic order ）往往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知识并非如此唾手可得。现在的共同观点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使这种知识尽可能可广泛获得的方法，恰恰是我们必须找到答案的问题。

IV

如果最小化关于时间和地点特定情况知识的重要性，是当今时尚，那么，这与现在附加于“ 变化 ”上的更低重要性密切相关（ this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smaller importance which is now attached to change as such ）。至于变化（将使生产规划重大变更成为必要的变化 ）的重要性和频率，“规划者”（ “ planners ”）所做（通常只是含蓄地）的假设所依赖的点，与他们的反对者的假设所依赖的点，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 there are few points on which the assumptions made (usually only implicitly) by the “planners” differ from those of their opponents as much as with regard to the significance and frequency of changes )。当然，如果可以提前相当长时间地制定详细的经济计划，然后再密切关注（ closely adhered to ），那么，就不需要进一步的重要经济决策，拟订一项管理所有经济活动的全面规划的任务，就不那么艰巨了。

也许，值得强调的是，经济问题总是在发生，而且仅仅是变化的结果（ economic problems arise always and only in consequence of change ）。只要事情像以前那样持续，或者至少像预期的那样，就不会出现需要作出决策的新问题，也就不需要制定新的规划。“变化或者至少是日常调整在现代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这个论点意味着经济问题也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认为改变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这种观点通常是由同一群人持有，他们认为，所需要考虑的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已被技术知识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所取代。

是否真的如此，通过现代化生产的精细设备，只在长间隔内，才需要经济决策（ economic decisions are required only at long intervals ），比如建立新工厂或引入新工艺的时候？一旦一座工厂建成，因为工厂的特性， 其余或多或少都是机械化的，在适应瞬息万变的环境方面，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可以改变的东西?

据我所查明，这种肯定的相当普遍的信念，并不由商人的实际经验所证实。无论如何，在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仅这样一个行业就可作为一种测试——防止成本上升，这个任务，需要不断 struggle ，花费掉管理者很大一部分精力。对于效率低下的管理者来说，消除-盈利能力所依赖的差异性是多么容易，并且有可能-利用相同的技术设施进行生产，却有各种各样的成本，这些是商业经验的常见现象，这些常见现象，在经济学家的研究中，似乎不是同样常见。生产商和工程师们不断表达的一种强烈愿望是，他们希望能够不受金钱成本因素的影响而继续前行，这种愿望有力地证明了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进入了他们的日常工作。

为什么经济学家越来越容易忘记，构成整个经济图景的持续存在的微小变化？可能是因为，他们越来越专注于统计总数（ statistical aggregates ），而统计总量显示出的稳定性远远超过细节变动。但是，无法采用“大数定律”或随机变化的相互补偿无法解释总数的相对稳定性，而统计人员偶尔似乎倾向于此（ The comparative stability of the aggregates cannot, however, be accounted for—as the statisticians occasionally seem to be inclined to do—by the “law of large numbers” or the mutual compensation of random changes ）。我们必须处理的元素的数量，还不足以使这种偶然力量产生稳定性。商品和服务的持续流动是通过不断的深思熟虑的调整来维持的，通过每天根据前一天不知道的情况做出的新部署，通过 B 在 A 未能交付时立即介入来维持。甚至是大型、高度机械化的工厂也能持续运转，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凭借的环境能满足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需求；屋顶用瓷砖，表格用文具，以及所有一千零一种无法独立使用的设备（ 工厂的运行计划要求这些设备在市场上随时可获得）。

也许，这也是我应该简要提及的一点，即我所关心的这类知识是这样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其本质上，无法进入统计，因此无法以统计的形式传达给任何中央权威机构。这样一个中央权威机构必须使用的统计数据，必须以一种方式（以一种对于具体决策而言，可能非常有意义的方式 [ in a way which may be very significant for the specific decision ]）明确到达，通过提取事物之间的细微差别，通过归并，将此统计数据作为一种/几项资源，这些资源，视地点、质量和其他细节有所不同。因此，基于统计信息的中央权威机构，其本质上，无法直接考虑到这些时间和地点的情况，中央规划者将必须找到某种方式，使依赖于这些当下信息的决策，可留给 “ 当下的人（ man on the spot ）” 去做。

V

如果我们能一致认为，社会的经济问题主要是关于，对时间和地点特定情况变化的快速适应之一（ one of rapid adaptation to changes in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 ），那么，似乎最终决策必须留给熟悉这些情况的人来做，这些人直接知道可应付这些变化的相关变化和立即可用的资源。我们不能期望通过-首先将所有这些知识传达给中央委员会（ central board ），中央委员会在集成所有这些知识后，发出命令-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通过某种形式的去中心化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只能解决我们问题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去中心化，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时间和地点特定情况的相关知识将得到及时使用。但是，“当下的人”不能仅仅根据他对周围环境的有限而又密切的了解来作出决策。向他提供进一步信息仍然是一个问题，因为他需要使他的决策适应更大经济体系的整个变化模式。

他成功做到这一点，需要多少知识？在他的直接知识范围之外，发生的哪些事件与他的直接决策有关，他需要知道这些知识中的多少？

几乎没有发生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事情，可能不会对他应作出的决策产生影响。但他不需要知道这些事件，也不需要知道它们的所有影响。对他而言，为什么在特定时刻，需要更多某种尺寸的螺钉，为什么纸袋比帆布袋更容易获得，或者为什么技术工人或特定机床现在变得更加难以获得，不重要。对他而言，重要的是，与他所同样关心的其他事物相比，这些东西的获取难度变得有多更大或变得有多更小，或者他所生产或使用的替代产品是更多迫切还是更少迫切地被需要。这始终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关于他所关心的特定事物的相对重要性，但他对那些改变其相对重要性的原因毫无兴趣，除了这些原因对他所处环境的那些具体事物造成的影响（ the causes which alter their relative importance are of no interest to him beyond the effect on those concrete things of his own environment ）。

正是在这方面，我所称的 economic calculus 恰当地帮助我们，至少通过类推（ analogy ），来看看如何通过价格体系可解决并且实际上正在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是掌握着某一小型、自给自足经济系统的所有数据的单个 controlling 大脑 ，也不会——在每次必须对资源分配作一些小调整时——明确考虑到，可能受到影响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所有关系（ all the relations between ends and means which might possibly be affected ）。它确实是纯粹选择逻辑带来的巨大贡献（ great contribution of the pure logic of choice ），它已经最终证明，即使是这样一单个大脑 ，也只能通过构建和不断使用等价率（ rates of equivalence）（或“值[values]”或“边际替代率[marginal rates of substitution]”）来解决这类问题，即，通过在每种稀缺资源上附加一个数字指数，这一数字指数无法从某一特定事物所拥有的任何特性推导出来，而是反映或浓缩了这个稀缺资源在整个手段目的结构视角中的重要性。在任何微小变化中，他都将不得不只考虑所有相关信息浓缩出的定量指标（或 “ 值 ” [ “ values ” ] ）; 并且，通过逐个调整量以适应，他可以适当地重新安排他的部署，而不必须从头开始解决整个难题（ and，by adjusting the quantities one by one, he can appropriately rearrange his dispositions without having to solve the whole puzzle ab initio ），或者不需要在任何阶段立即对其所有分支进行调查。

从根本上说，在这样一种系统 ( 相关事实的知识分散于许多人之间的一个系统 )，价格可以协调不同人的单独行动，就像主观价值帮助个人协调其计划的各个部分一样。我们有必要对价格体系的一个非常简单而又常见的作用进行片刻思考，看看它究竟实现了什么。

假设在世界某个地方出现了使用某种原材料（例如锡）的新机会，或者已经消除了锡供应来源之一。这两种原因中哪一种使锡变得更稀缺，这对我们的目的而言，无关紧要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无关紧要。锡的用户需要知道的是，他们过去消费的锡，现在在其他地方得到更有利可图地利用，因此，他们必须节省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甚至不需要知道，哪些地方出现更迫切的需求，或者他们应该节俭使用供应，是为了什么其他需求（ in favor of what other needs they ought to husband the supply）。如果只有部分人直接了解这个新需求，并将资源转移到新需求上，以及如果意识到由此产生的新鸿沟的人，继而用其他资源填充这个需求，则效​​果将迅速蔓延到整个经济系统，不仅影响锡的所有用途，还影响锡替代品及这些替代品的替代品的用途，所有锡制品及其替代品的供应，等。如果没有在引发这些置换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对这些变化的原始原因的知晓，这些过程就都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工作（ 此句翻译存疑，见原文---all his without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ose instrumental in bringing about these substitutions knowing anything at all about the original cause of these changes ）。

整体作为一个市场，不是因为它的任何成员都在调查整个领域，而是因为他们的有限个人视野充分重叠（ overlap ），因此，通过许多中介（ intermediaries ），相关信息被传达给所有人。事实上，任何商品都有一个价格 - 或当地价格以这样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由运输成本等因素决定 ）联系在一起 - 这一事实带来了解决方案，而这个解决方案可能（ 只在概念上可能 ）已由一单个大脑达成——此一单个大脑拥有实际上分散于参与该过程的所有人中的所有信息。

VI

如果我们想了解其实际运转，我们必须将价格体系看作是一种传达信息的机制 - 当然，随着价格变得越来越固化（ rigid ），此功能的表现就越不完美。（ 但是，即使报价变得相当固化，通过价格变化而运转的力量，仍然在相当大程度上，通过合约的其他条款的变化而运转 [ the forces which would operate through changes in price still operate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through changes in the other terms of the contract ] ）。关于这个系统，最重要的事实是，它运转所需的知识经济，或者说，个人参与者为了能够采取正确行动，需要知道的知识是多少 ( how little )。在缩写形式中，通过一种符号，只有最必要的信息被传递，并且只传递给相关的人。将价格体系描述为一种对变化进行登记的机制 ( machinery for registering change ) ，或是一种电讯系统，不仅仅是一种比喻，它使个别生产者能够观察仅仅几个指针的运动，就像一个工程师可能观察几个表盘的指针，就能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变化一样，他们所可能知道的变化，永远不会多于反映在价格运动中的变化。

当然，这些调整适应，可能永远不会像经济学家在其均衡分析中设想的那样完美。但我担心，我们的这个理论习惯——几乎每个人都以假设的或多或少的完善知识，来处理问题——使我们对价格机制的真正功能有些盲目，并导致我们在判断价格机制的效率方面，采用相当误导的标准。令人惊叹的，是这样一种情况——缺乏一种原材料的情况下，没有订单发出，只有少数人知道原因，数万人的身份无法通过几个月的调查确定（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hose identity could not be ascertained by months of investigation ），这种原材料的缺乏，使对此材料或其产品的使用更加谨慎；即，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即使并非所有人都能如此完美地将其利润率总是保持在相同的恒定或“正常”水平，这也足以令人惊叹了。

我故意用 “ 惊叹 ”（ marvel ）这个词让读者感到震惊，使读者不再自满，因为我们经常自满地认为这种机制的运作理所当然。我相信，如果它是故意人为设计的结果，并且，如果以价格变化为导向的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决策具有的意义远远超出他们的直接目标（ if the people guided by the price changes understood that their decisions have significance far beyond their immediate aim ），那么，这一机制将被誉为人类思想最伟大胜利之一。它的不幸是双重的：它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被它引导的人们通常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做他们所做的事情。但那些吵着要 “ conscious direction ” 的人 ——那些不相信-任何没有经过设计(甚至没有我们对它的理解)就已经进化出来的东西，会解决那些我们无法有意识地解决的问题-的人——应该记住这一点：问题恰恰在于，如何将资源输出利用（ out utilization ）的范围扩展到任何一个大脑的控制范围之外; 因此，如何免除有意识控制的需要，以及如何提供诱因，让个体做明智之事而不需要任何人不得不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我们在这里遇到的问题，绝不是经济学所特有问题，而是与几乎所有真正的社会现象，与语言，与我们的大部分文化遗产有关，并且构成了所有社会科学的真正核心理论问题。正如 Alfred Whitehead 在另一个方面（ connection ）所说：“ 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老生常谈，被所有抄写本和著名人士发表演讲时所重复：我们应该培养这种习惯——思考我们所正在做的事情。情况恰恰相反。文明的进步，是通过扩大我们不需要思考就能完成的重要行动的数量。”这在社会领域具有深远意义。我们经常使用我们不理解的公式、符号和规则，通过对这些公式、符号和规则的使用，我们获得了我们个人所不拥有的知识的帮助。我们发展这些做法和制度，是通过构建习惯和制度，这些习惯和制度在其本身领域已被证明是成功的，然后，这些习惯和制度继而成为我们所建立的文明的基础。

价格体系只是这些形成物之一——人类在不了解它的情况下，偶然发现它之后学会使用（ 尽管人类还远远没有学会如何充分利用它 ）的一种形成物。通过它，基于平等分配的知识，不仅分工，而且协调资源利用都成为可能（ Through it not only a division of labor but also a coördinated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based on an equally divided knowledge has become possible ）。那些喜欢嘲笑任何暗示这种说法的人，他们可能通常会通过含沙射影，歪曲论点断言，正是由于某种奇迹，那种最适合现代文明的体系才自发地成长起来。其实是反过来：人类之所以能够发展我们文明赖以存在的劳动分工，是因为他们偶然发现了一种使之成为可能的方法。如果他没有这样做，他可能还会发展出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文明类型，类似白蚁蚂的状态，或者其他一些完全不可想象的类型。我们可以说的是，没有人已经成功地设计出这样一种非传统系统（ alternative system ），在其中，现有系统的某些特征可得以保留，这些特征即使对那些最猛烈地攻击它的人来说也是宝贵的，比如，特别是，个人可以选择其追求的程度，从而自由地运用他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VII

在许多方面，幸运的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有关“对于任何理性计算，价格体系的不可或缺性”的争论，现在已不再完全在持不同政治观点的阵营之间展开。25 年前，von Mises 第一次提出，没有价格体系，我们就无法维持一个建立在如此广泛的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社会 时，这个论点遭受了嘲笑。今天，一些人在接受这一点时，仍然感到的困难已不再主要是政治性的，这使气氛更有利于进行合理的讨论。当我们发现 Leon Trotsky 认为，“如果没有市场关系，经济核算是难以想象的（ economic accounting is unthinkable without market relations ）”；当 Professor Oscar Lange 承诺 Professor von Mises 在未来中央计划委员会的大理石大厅里建一座雕像（ when Professor Oscar Lange promises Professor von Mises a statue in the marble halls of the future Central Planning Board ）；当 Professor Abba P. Lerner 重新发现 Adam Smith 并强调价格体系的基本效用包括引导个人在追求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去做符合普遍利益的事情，其间差异确实不能再归属于政治偏见。剩下的异议似乎显然是纯粹由于知识上（ intellectual ）的差异，更多地，特别是方法上的差异。

Professor Joseph Schumpeter ，最近在其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中的一个声明，清楚说明了我想到的方法差异之一。在那些根据实证主义的某个分支来处理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中，这个作者是卓越的。相应地，在他看来，这些现象，就象是商品的客观给定数量，彼此直接碰撞，似乎几乎不需要人类大脑的干预（ these phenomena accordingly appear as objectively given quantities of commodities impinging directly upon each other, almost, it would seem, without any intervention of human minds ）。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我才能解释以下（对我来说是惊人的）声明。Professor Schumpeter 认为，即对于理论家来说，在市场缺席的情况下，对生产要素进行合理计算的可能性来自于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在评估(需要的)消费品的消费者，事实上（ ipso facto ）也在评估进入这些产品生产过程的生产方式。”（ “from the elementary proposition that consumers in evaluating [‘demanding’] consumers’ goods ipso facto also evaluate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which enter into the production of these goods.”）[1]

字面上看 ( Taken literally ) ，这种说法的确不正确。消费者不做这种事。Professor Schumpeter 的“ 事实上 ”（ ipso facto ）大概意思是：生产要素的估价隐含在消费品的估价中，或必然是由消费品的估价推导而出。但这也是不正确的。隐含（ Implication ）是 propositions 的一种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可进行有意义的坚持），这 propositions 同时给予一个以及同样的大脑 （ Implication is a logical relationship which can be meaningfully asserted only of propositions simultaneously present to one and the same mind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生产要素的价值不只取决于消费品的估价，还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供应状况。只有同时知道所有这些事实的大脑，才能从被给予其的事实中得出答案。然而，实际问题的产生，恰恰是因为这些事实从未被如此给予单一大脑，也因为，因此，在解决问题时，必然使用分散于许多人之中的知识。

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展示所有事实，如果这些事实为一个将唯一地决定解决办法的头脑所知( 我们假设这些事实是提供给观察经济学家的 )，那么，这个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相反，我们必须展示，一个解决方案是如何由每一个只拥有部分知识的人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把所有的知识都假定给一个人，就像我们将所有知识假定给解释问题的经济学家一样，这就等于假定问题不存在（ assume the problem away ），忽视了现实世界中一切重要和有意义的东西。

因此，Professor Schumpeter 型经济学家应该是陷入了这样一个陷阱，即对粗心的人（unwary ）而言，“数据集”（datum）这个术语的模糊性，几乎无法解释为一个简单错误（ the ambiguity of the term “datum” sets to the unwary can hardly be explained as a simple error ）。它表明，习惯性地忽视我们必须处理的现象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人的知识的不完善，不可避免，因此需要一个不断交流和获取知识的过程。任何方法，例如拥有自身联立方程的许多数学经济学方法，实际上都是从假定人们的知识与情况的客观事实相通信开始的，这种方法系统地忽略了解释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我不能否认，在我们的系统中，均衡分析（ equilibrium analysis ）具有有用的功能，但是，当谈到，它误导我们的一些主要思想家相信它所描述的情况与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直接相关时，我们现在应该记住，它根本不涉及社交过程（ social process ），它只不过是对主要问题进行研究时的有益初步。

[1]. J.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42), p. 175.

我相信 Professor Schumpeter is also the original author of the myth that Pareto and Barone have “solved” the problem of socialist calculation 。他们和许多其他人所做的仅仅是陈述资源的合理分配必须满足的条件，并指出，这些条件基本上与竞争性市场的均衡条件（ the conditions of equilibrium of a competitive market ）相同。

这与知道如何在实践中找到满足这些条件的资源分配，完全不同。Pareto 本人( from whom Barone has taken practically everything he has to say ) 非但没有声称已经解决了实际问题，反而明确否认这个观点——没有市场的帮助就能解决问题。See his Manuel d’économie pure (2d ed., 1927), pp. 233-34. The relevant passage is quoted in an English transl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my article on “Socialist Calculation: The Competitive ‘Solution,’ ” in Economica, New Series, Vol. VIII, No. 26 (May, 1940), p. 125.

原文：https://www.econlib.org/library/Essays/hykKnw.html?chapter_num=1#book-reader
作者：Friedrich A. Hayek
译者 & 校对：东林，古拉 & 东林 @ 币未来 biweil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