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k Szabo：货币的起源

东林 5年前 (2019-07-06) 2811浏览

注：原文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2002

摘要

货币的前身，与语言一起，使早期现代人类能够解决其他动物无法解决的合作问题——包括互惠利他主义（ reciprocal altruism ），亲属利他主义（ kin altruism ），以及敌对情绪减缓（ mitigation of aggression ）等问题。这些前身与非法定货币共有非常具体的特征——它们不只是象征性或装饰性物品。

货币

从一开始，位于美洲的英国 17 世纪殖民者（colonies）遇到一个问题——硬币短缺（ a shortage of coins ）[D94][T01] 。英国人的想法是，种植大量烟草（ tobacco ），砍伐木材以制造他们的全球海军和商业航海所需的船只等，发送他们认为维持美洲人继续工作所需物资。实际上，早期殖民地定居者（ colonists ）本应既为公司工作，又在其公司商店消费。投资者和政府当时更倾向于这样做，而不是以农民可能要求的硬币进行支付，也不是让农民自己购买物资——但愿上帝保佑，投资者和政府还能留下一部分利润。

殖民者 ( colonists ) 的解决方案近在咫尺，但他们却花了几年时间才认识到。原住民 ( natives ) 有货币，但这货币与欧洲人所曾习惯的货币大不相同。American Indians 使用货币已有千年历史，结果证明，对新到的欧洲人而言，这些是相当有用的货币——尽管有些人存在偏见，认为只有印有他们政治领袖头像的金属，才构成真正货币。更糟糕的是，the New England natives 既不使用白银也不使用黄金。相反，他们使用了在他们的环境中找到的最相关货币——坚固耐用的猎物骨架（ durable skeleton parts of their prey ）。具体而言，他们使用悬挂在吊坠上的贝壳串珠（wampum ），蛤蜊（ clam ）及其同类的壳（ wampum, shells of the clam venus mercenaria and its relatives, strung onto pendants ）。

贝壳串珠项链。在交易过程中，这些珠子会被清点，取出，然后重新组装在新的项链上。美洲原住民（ Native American ）的贝壳串珠有时也被编织成腰带或其他助记器和仪式装置，以显示财富以及一个部落对一个协议的承诺。

蛤蜊只在海洋被发现，贝壳串珠在内陆交易。在整个美洲大陆的部落中，可以找到各种海贝壳货币。The Iriquois 设法收集了任何部落的最大贝壳串珠宝藏，而无需冒险靠近蛤蜊栖息地。[D94]只有少数几个部落，如 Narragansetts，是贝壳串珠的专门制造者，其他数百个部落 ( 其中许多是狩猎采集式部落 ) 则是使用者。贝壳串珠吊坠有各种长度，珠子数量与长度成正比。吊坠可以切断或连接，使其长度相当于所支付价格。

一旦他们克服关于 “ 什么构成真正的货币 ” 这个困惑，殖民者 ( colonists ) 就开始疯狂地用贝壳串珠进行交易。蛤蜊作为“货币”的另一种说法，进入了美国白话文。New Amsterdram ( now New York ) 的 The Dutch governor 从一家 English-American 银行以贝壳串珠形式借了一大笔钱。过了一段时间，英国当局被迫照此沿用。所以，1637 年到 1661 年间，贝壳串珠在 New England 成为法币。殖民地定居者（ Colonists ）现在有了一个流动的交换媒介，殖民地的贸易变得繁荣起来。[D94]

当英国开始向美洲运送更多硬币（ coin ），欧洲人开始应用他们的大规模制造术时，贝壳串珠的终结来临了。到 1661 年，英国当局已经认输（ thrown in the towel ），决定用该领域的硬币进行支付——即真正的黄金和白银，其铸造经过王室（the Crown）审核并烙上其印记，拥有比贝壳更好的货币品质。在那一年，贝壳串珠在 New England 不再是法币。1710 年，它一度在 North Carolina 成为法币。直到 20 世纪，在某些情况下，它继续被用作交换媒介，但是它的价值已经被西方的刈割和制造术（ harvesting and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通胀了 100 倍，它逐渐走上了金银珠宝在铸币发明后在西方的发展之路——从精心制作的货币到装饰品。贝壳货币的美语，变成一种古雅的延续（ quaint holdover ）——“一百蛤”变成了“一百美元”。“花掉贝壳”（"Shelling out"）变意为用硬币或纸币（ coins or bills ）支付，最后变为用支票或信用卡支付。[D94]我们几乎不知道，我们已经触及到了人类物种的起源（ Little did we know that we had touched the very origins of our species ）。

收藏品

除了贝壳外，美洲原住民（ Native American ）的货币还有多种形式。毛皮、牙齿和其他各种具有某种属性的物体，也通常用作交换媒介。12000 年前，在现在的华盛顿州所在地，Clovis 人开发了一些非常长的燧石刀（ chert blades ）。唯一问题是它们太容易破损，并且不能用于切割。燧石(flints)是为了“纯粹享受”而制成，或者是为了其他一些与切割无关的目的。[G01]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看似无聊的行为，实际上很可能对他们的生存非常重要。

然而，美洲原住民并不是第一个制造精巧却无用的刀刃（ blades ）的人，他们也不是发明贝壳货币的人。在这一点上，欧洲人也是如此，尽管他们过去也曾广泛使用贝壳和牙齿作为货币——更不用说牛、金、银、武器和其他东西了。亚洲人使用了所有这些和政府发放的假斧头（faux axe）来作为启动，但他们也引进了这个习俗（institution）。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早期（ the early Paleolithic ）的贝壳吊坠，这些贝壳吊坠可以很容易地取代（ have substituted for ）美洲原住民的货币。

由生活在一个附近河口的豌豆大小的蜗牛 Nassarius kraussianus 的贝壳制成的珠子。南非Blombos 洞穴，距今 75 000 年[B04]

1990 年代末，考古学家 Stanley Ambrose 在肯尼亚 Rift Valley 的岩石掩体中发现了由鸵鸟蛋壳 ( ostrich eggshell)、空片 ( blanks ) 和贝壳碎片 ( shell fragments ) 制成的珠子的贮藏处。用 argon-argon （ 40Ar/39Ar ）比率，其年龄至少为 40000 年（ They are dated using the argon-argon (40Ar/39Ar) ratio to at least 40000 years old ）[A98]。在西班牙发现的穿孔的动物牙齿，也可以追溯到这个时候。[W95] 在黎巴嫩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也发现了穿孔的贝壳[G95]。最近，人们在南非 Blombos 洞穴中发现了一些常规的贝壳，这些贝壳是为串珠而准备，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距今 75000 年。[B04]

鸵鸟蛋壳珠子，肯尼亚 Rift Valley，距今 40000 年 ( Courtesy Stanley Ambrose )

40000 年之前，我们的现代亚种（ subspecies ）开始迁移到欧洲，贝壳项链和牙齿项链出现在那里。贝壳吊坠和牙齿吊坠从 30000 年前开始出现在澳大利亚[M93]。在这些时期内，制作手法都是高度熟练的，表明开始这一种实践的时间或许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收集和装饰的起源很可能是非洲，解剖学上（anatomically）现代亚种的发源地。收集和制作项链肯定有一个重要的挑选活动（an important selection benefit,），这个过程成本高昂——在一个人类一直生活在饥饿边缘的时代，制造这些贝壳需要大量的技巧和时间 [C94]。

几乎所有的人类文化，甚至是那些不从事实质性贸易，或使用更现代的货币形式的人类文化，都制造和享受珠宝，更看重某些物品的艺术或传家宝品质，而非其实用价值。我们人类收集贝壳项链和其他种类的珠宝-纯粹是为了对其的享受。对于进化心理学家而言，人类为了“纯粹的享受”而做某事，这个解释根本不是一个解释，而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发现，对珠宝的收藏和佩戴，是令人愉悦之事？对于进化心理学家来说，这个问题变成了——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快乐的进化?

这条项链的细节来自 a burial at Sungir, Russia，它距今 28000 年。互锁、可互换的珠子。每一颗猛犸象牙珠（ mammoth ivory bead ）可能需要花费一到两个小时的劳动时间才能制造出来。[W97]

进化、合作和收藏品

进化心理学源于 John Maynard Smith 的一项重要的数学发现[D89]。Smith 利用从人口遗传学的发达领域中产生的共同进化基因种群模型，假定了（ posited ）为或好或坏的策略（用于简单策略问题[博弈论中的‘博弈’]的策略）进行编码的基因。Smith 证明了这些为繁殖到后代而进行竞争的基因，将进化出纳什均衡策略来解决竞争带来的策略问题。这些博弈包括合作相关的典型问题-“囚徒困境”，以及侵略及其缓解相关的典型问题-“ 鹰派/鸽派 ”。

Smith 理论的关键在于，这些策略博弈，虽然是在显型近因（ phenotypes proximately ）之间展开，但实际上是基因之间在最终的繁殖竞争水平上的博弈。这些基因——不必要是个体——影响行为，好像它们是有限理性（ boundedly rational ） ( 考虑到生物原材料和之前的进化史，在显型所能表达的范围内，尽可能最优化为策略进行的编码）和“自私”的 ( 用 Richard Dawkins 的隐喻 )。基因对行为的影响，是对社会问题的适应，这些社会问题由基因竞争（通过其显型）表现出来（ Genetic influences on behavior are adaptations to the social problems presented by genes competing through their phenotypes ）。Smith 将这些演化的纳什均衡称为进化稳定策略（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ies ）。

建立在更早的个体选择理论之上的“本轮”( epicycles )，如性选择和亲缘选择，消失于这个更普遍的模型中，这个模型，把基因（而不是个体）置于理论中心。因此，用 Dawkins 经常被误解的隐喻短语，“自私的基因”，来描述 Smith 的理论。

几乎没有其他物种，按照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秩序进行合作。在某些情况下——蚂蚁、白蚁和蜜蜂等的亲代照料，聚居，动物合作，是因为它们是近亲（ kin ）——因为它们可以帮助复制发现于其亲属的他们自己的“自私基因”。在一些高度约束的情况下，非近亲之间也有持续合作，进化心理学家称之为互惠利他主义（ reciprocal altruism ）。如 Dawkins 所述 [D89]，除非双方同时(有时甚至是然后)进行恩惠交换（ an exchange of favors ），否则一方或另一方可能作弊。他们经常那样做。这是一个被博弈论学者称为“囚徒困境”的典型结果——如果双方合作（ cooperated ），双方处境都会更好，但如果一方欺骗了对方，他会牺牲易上当者的利益，获取自己的利益。在骗子和傻瓜组成的一个群体中，骗子总是赢。然而，有时动物会通过反复互动和“以牙还牙”（ Tit-for-Tat ）策略来进行合作：开始合作，继续合作，直到另一方作弊——然后你叛变（ then defect yourself ）。这种报复威胁促动双方的合作持续进行。

实际上，发生于动物世界的这种合作情况是高度受限的（ The situations where such cooperation in fact occurs in the animal world are highly constrained ）。主要限制是，这种合作仅限于这样的关系——其中，至少参与者之一，或多或少被迫接近另一个参与者。最常见情况是，当寄生虫和宿主所共享的身体进化成共生生物时。如果寄生虫和宿主的利益一致，相比各自为政，两者进行合作，会更适合 ( 即寄生虫也给宿主提供一些好处 ) ，然后，如果他们能进行一场成功的以牙还牙（Tit-for-Tat）博弈，他们将演变成共生生物（symbiosis）——在这样的共生状态中，他们的利益，尤其是基因的退出机制（从一代到下一代的基因退出机制）（ exit mechanism of genes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相一致。它们成为一个单一有机体。然而，这里不仅有合作，还有利用（ exploitation ）。它们同时发生。这种情况类似于，人类发展的一种制度——贡品（tribute），我们将在下面进行分析。

存在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不涉及共享同一身体和进化成共生生物的寄生虫和宿主。相反，它们涉及非近亲动物和高度受限的领域（ highly constrained territory ）。 Dawkins 描述的一个突出例子是清洁鱼 ( cleaner fish ) 。这些鱼在其宿主鱼的嘴里游进游出，吃掉那里的细菌，使宿主鱼受益。宿主鱼可以作弊——等“清洁工”干完活再吃掉它，但宿主鱼没有这样做。因为它们都是灵活流动的，双方都可以自由地离开这段关系。然而，清洁鱼已经进化出一种非常强烈的个人属地意识，难以模仿的条纹和舞蹈——就像很难伪造品牌 logo 一样。所以宿主鱼知道去哪里获得清洁——它们知道如果它们作弊，它们将不得不与一个新的自己不信任的“清洁鱼”再次开始。这种关系的进入成本和退出成本都很高，所以这种关系可以在无欺骗的情况下，进展顺利。此外，“清洁鱼”很小只，因此，吃它们带来的好处，与少量甚至一次清洁所带来的好处相比，并不是很大。

最相关例子之一是吸血蝙蝠（ vampire bat ）。如其名字，它们吸食被捕食的哺乳动物的血液。有趣的是，在一个美好的夜晚，他们会带回盈余；在一个糟糕的夜晚，它们什么都没带回。他们的黑暗生意高度不可预测。因此，一只幸运(或熟练)的蝙蝠经常与他们洞穴里不那么幸运(或不那么熟练)的蝙蝠分享血液。它们把血吐出来，心存感激的接受者把血吃掉。

这些接受者的绝大多数是近亲。在生物学家 G.S. Wilkinson 见证的胃里反刍（ regurgitations ）的 110 例中，有 77 例是母亲喂养她们的孩子，其他大多数例子也与基因近亲有关。然而，有一小部分不能用亲属利他主义来解释。为了展示这些都是互惠利他行为（ reciprocal altruism ）的案例，Wilkinson 将来自两个不同群体的蝙蝠种群组合在一起。蝙蝠们，除了非常罕见的特例，只喂养来自它们原来族群的老朋友。[ D89 ] 这种合作要求建立一种长期关系，在这种长期关系中，合作伙伴经常互动，认识彼此，并跟踪彼此行为（ keep track of each other's behavior ）。蝙蝠洞有助于迫使蝙蝠形成长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这样的纽带能够形成。

我们将看到，一些人类也选择了高风险和间断的猎物（ discontinuous prey items ），并与非亲属分享所得剩余。事实上，他们比吸血蝙蝠更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Dawkins 表示，“ 货币是延迟的互惠利他主义的一种正式代币（money is a formal token of delayed reciprocal altruism）”，但他随后就不再进一步追求这一迷人的想法。我们将就此继续。

在小规模人类群体中，公共声誉可以代替（ supercede ）单一个人的报复，以激励延迟回报中的合作( public reputation can supercede retaliation by a single individual to motivate cooperation in delayed reciprocation )。然而，声誉信念可能会遭受两大类错误影响—在判断“哪个人做了什么”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以及在评估行为所产生的价值或损害过程中所犯的错误（ errors of about which person did what, and errors in appraising the value or damages caused by that act ）。

需要记住面孔和恩惠，这是一个主要的认知障碍，但大多数人觉得其中一个障碍相对容易克服。识别人脸很容易，但是，当需要回忆起这样一个记忆时，记起一个恩惠发生过，更难。要记住一个恩惠（给予了受惠者一定价值的恩惠）的具体细节，也更难。避免争端和误解，不可能，或极其困难。

评价或价值计量问题非常广泛。对人类而言，它在任何交换系统中都起作用——恩惠回报、以货易货、货币、信贷、就业或在市场上购物。它在敲诈（ extortion ）、征税、贡品和制定司法处罚方面很重要。在动物的互惠利他行为中，它甚至更加重要。以交换恩惠的猴子为例，比如用几片水果来交换抓挠背部。相互梳理可以清除个体自身看不到或触及不到的虱子和跳蚤。但是，多少次梳理 versus 多少水果，构成了双方都认为“公平”的回报，或换言之，构成了双方都认为的无背叛？20 分钟的背部抓挠抵得上一片水果还是两片？一片有多大？

甚至是“血液交易”这个简单例子，也比看起来复杂得多。蝙蝠如何估计它们所接收到的血液的价值？它们是根据重量、体积、口味、其满足饥饿的程度，还是其他变量来估计一个恩惠的价值？同样，甚至是在猴子之间简单的交换“你抓我的背，我就抓你的背”，测量也会出现复杂的情况。

对于绝大多数潜在交换，对于动物而言，测量问题难对付。相比这个更容易的问题——记忆面孔，并将面孔与恩惠相匹配，在对一个恩惠价值进行估计这个问题上，双方从一开始就达到足够准确的共识的能力，这种能力可能是动物之间互惠利他行为的主要障碍（ Even more than the easier problem of remembering faces and matching them to favors, the ability of both parties to agree with sufficient accuracy on an estimate of the value of a favor in the first place is probably the main barrier to reciprocal altruism among animals ）。

即使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幸存下来的石器工具，在某些方面对于我们这样大小的大脑来说，还是太复杂了。在家族边界之外，要想追踪涉及他们的恩惠——谁为谁制造了什么质量的工具，因此谁欠谁什么，等等——是非常困难的。除此之外，很有可能还有大量的有机物品，短暂的服务(比如梳理)等都没有存留下来。即使这些商品中有一小部分被转移，服务履行了我们的大脑之后，我们的大脑被膨胀了，也不太可能跟踪是谁欠了谁的债（ After even a small fraction of these goods had been transferred and services performed our brains, as inflated as they are, could not possibly keep track of who owed what to whom ）。今天，我们经常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但是旧石器时代的人没有书写。如果宗族间甚至部落之间发生合作，正如考古记录所显示的那样，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狩猎采集部落通常是高度敌对和相互不信任。

如果蛤蜊可以作为货币，皮草可以作为货币，黄金可以作为货币，等——如果货币不只是政府根据法定货币法发行的硬币或纸币，而是各种各样的物品——那么货币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经常生活在饥饿边缘的人类，当他们可以做更多狩猎和采集时，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制作和享受那些项链呢？19 世纪的经济学家 Carl Menger [M1892] 首次描述了货币如何从充足的大量商品物物交换中，自然而不可避免地进化。以现代经济学的语境，这个故事与 Menger 的故事相似。

物物交换需要利益的巧合一致（ a coincidence of interests ）。Alice 种了一些山核桃，想要一些苹果；Bob 种苹果，想要一些山核桃。碰巧，他们彼此的果园很近，Alice 也很信任 Bob ，这种信任足以让 Alice 在山核桃收获时间和苹果收获时间之间耐心等待。假设所有这些条件都满足，物物交换就能很好地进行。但是，如果 Alice 在种橘子，即使 Bob 想要山核桃的同时也想要橘子，他们将运气不佳（ out of luck ）——橘子和苹果并不会在相同气候下同时生长得很好。如果 Alice 和 Bob 彼此不信任，无法找到第三方做中间人[L94]或执行合同，他们也会运气不佳。

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复杂性。Alice 和 Bob 不能完全表达清楚这个承诺——将来会售卖自己的山核桃或苹果，因为有其他可能性，Alice 可以把最好的山核桃留给自己 ( Bob 则是把最好的苹果留给自己)，把剩下的渣滓留给别人。当其中一种商品的状态仅仅是一个记忆时，比较两种不同商品的质量和数量就更加困难了。此外，两者都无法预测诸如收成不好之类的事件。这些复杂性大大加重了这个问题—— Alice 和 Bob 决定分离的互惠利他行为是否真的是互惠（ Alice and Bob deciding whether separated reciprocal altruism has truly been reciprocal ）。这种复杂性增加了原始交易和互惠之间的时间间隔和不确定性（These kinds of complications increase the greater the time interval and uncertainty between the original transaction and the reciprocation ）。

一个相关问题是，正如工程师们所说，物物交换“不具有扩展性”。物物交换在小批量下运作良好，但在大批量下成本会越来越高，直到成本变得太大而不值得付出努力。如果有 n 种商品和服务在被交易，一个以物易物市场需要 n ^ 2 个价格（ If there are n goods and services to be traded, a barter market requires n^2 prices ）。5 种产品需要 25 个价格，这还不算太糟，但 500 种产品需要 25 万个价格，就远远不是一个人所能跟踪的。有了货币，就只有 n 个价格 —— 500 种产品， 500 个价格。用于这个目的的货币，可以作为一种交换媒介，或简单地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只要货币价格本身的数量（ the number of money prices themselves ）不会增长得太大或太经常变化，而无法记住。( 后一个问题，再加上隐性的保险 “ 合同 ”[ implicit insurance "contract" ]，再加上竞争性市场的缺乏，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价格往往是由长期演变的习惯而非直接谈判决定的[ The latter problem, along with an implicit insurance "contract", along with the lack of a competitive market may explain why prices were often set by long-evolved custom rather than proximate negotiation] )。

换言之，物物交换需要供应或能力（ skills ）、偏好、时间和低交易成本的同时发生（coincidences）。它的成本增长远快于被交易商品的数量的增长。物物交换当然比没有交易好得多，而且已经被广泛应用。但与用货币进行交易相比，这相当具有局限性。

原始货币（ Primitive money ）早在大规模贸易网络出现之前就存在了。货币有一个更早更重要的用途。通过极大减少对信贷（ credit ）的需求，货币大大改善了小型以货易货网络的运作。与长时间跨度的巧合 ( coincidences across long spans of time ) 相比，偏好的同时巧合 ( Simultaneous coincidence of preference ) 要少得多。有了货币，Alice 可以在这个月蓝莓成熟的时候为 Bob 进行收集，而 Bob 可以在六个月后的猛犸象群（ mammoth herds ）迁徙的时候为 Alice 狩猎食物，双方都不用跟踪谁欠了谁，也不用相信别人的记忆或诚实。一位母亲在养育孩子方面的更大投资，可以通过不可伪造的宝贵礼品得到确保（ A mother's much greater investment in child rearing could be secured by gifts of unforgeable valuables ）。货币将劳动分工问题从囚徒困境转化为简单交换（ swap ）。

许多狩猎采集部落使用的原型货币（ proto-money ），看起来与现代货币非常不同，现在，它们在我们的现代文化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其功能可能限于小型贸易网络和下面讨论的其他地方机构。我将把这些货币适当地叫做收藏品，而不是货币。对这类物品，人类文学中所所使用的术语，通常是“货币”，这个术语比政府印刷的纸币和硬币更为广义，但比我们在本文使用的“收藏品”或模糊的 “ 价值物（ valuable ）”更为狭义，“价值物”有时是指本文意义上的非收藏品。选择“收藏品”一词，而不是其他可能名词，作为原型货币（proto-money）名字，其理由将变得显而易见。收藏品有非常具体的属性。它们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虽然被作为收藏品的具体物品和属性在不同文化中可能有所不同，但它们绝不是随意的。收藏品的主要和最终进化功能，是用于储存和转移财富的媒介。有些种类的收藏品，比如贝壳串珠，具有与我们现代人所知的货币一样的功能，其所处经济和社会条件鼓励贸易。在讨论用于财富转移的预造币媒介（pre-coinage media of wealth transfer ）时，我将偶尔使用“原型货币（ proto-money ）”，“原始货币（primitive money）”这两个术语与“收藏品”互换使用。

从财富转移中获取收益（ Gains From Wealth Transfers ）

个人、宗族（ clans ）或部落（ tribes ）自愿交易，因为双方都相信他们得到了一些东西。在交易过后，他们对其中相关价值的信念，可能会发生改变，例如，当他们获得商品或服务相关体会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在交易时对价值的信念，是不准确的，但通常，他们对“收获存在（existence of gain）”的信念，仍然是正确的。特别是在早期部落间贸易中，限于高价值物品，每一方都有强烈动机去使他们的信念正确。因此，交易几乎总是有利双方。交易创造了价值，就像“造物”这种有形行为一样。

因为个人，宗族和部落都有不同偏好，满足这些偏好的能力也不同，对这些技能和喜好的信念也不同，由这些信念所产生的物品也不同，所以交易总能带来收益。这些交易成本是否低到足以让交易值得一做，是另一回事。在我们的现在文明中，交易的可能性，比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期都要多得多。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某些种类交易的价值超过了（ were worth more than ）交易成本，对于某些文化来说，可能可追溯到晚期智人（ homo sapiens sapiens ）的开始时期。

自愿现货交易（ Voluntary spot trades ）不是唯一能从较低交易成本中获益的交易。这是理解货币起源和演变的关键。家族传家宝可以用作抵押品，以消除延迟交易带来的信用风险。胜利的部落从战败者身上榨取贡品的能力，这对胜利者大有好处。胜利者收集贡品的能力，得益于类似交易成本技术的技术，如贸易中所发生的那样。原告（ plaintiff ）在对违反习俗或法律的损害行为进行赔偿金评估时，以及达成一段婚姻的近亲组合（ kin groups arranging a marriage ），也是如此。近亲也从及时而和平的财富继承式馈赠中获益。现代文化从贸易世界分离出来的那些重大人类生活事件，从降低交易成本的技术中所获益处，不少于，有时甚至多于贸易从此类技术中所获益处。但这些技术中，没有一种比原始货币-收藏品更有效、更重要或更早。

当晚期智人取代尼安德特人 ( H. sapiens neanderthalis ) ，人口爆炸随之而来。从欧洲掌握的证据来看（ Evidence from the takeover in Europe ），大约 4 万到 3.5 万年前，相比尼安德特人，晚期智人使其环境承载增加了 10 倍-即，其人口密度增加了10倍[C94]。不仅如此，新来者还有闲暇时间来创造世界上第一批艺术品——比如奇妙的洞穴壁画，各种精心制作的小雕像——当然还有贝壳、牙齿和蛋壳制成的精美吊坠和项链。

这些东西不是无用的装饰品。通过收藏品，以及其他可能的时代进步及语言，使新的有效的财富转移成为可能，这种新的有效的财富转移，创造了新的文化制度，在承载力的提升方面，这种新的文化制度很可能发挥了主导作用。

新来者，晚期智人，拥有与尼安德特人同样大小的大脑、更弱的骨骼和更小的肌肉。他们的狩猎工具更加复杂，但在 35000 年前，根本上而言，它们是相同的工具——它们的效率可能不到对方的两倍，更不用说十倍了。最大不同可能是收藏品使财富转移更有效率或甚至变得可能。晚期智人收集贝壳，以贝壳制作珠宝，炫耀和交易它们，从中获得乐趣。尼安德特人则没有这个喜好。当晚期智人第一次出现在人类进化的巨大漩涡——非洲时，数万年前，在 Serengeti 平原上，同样的动态也在起作用（ The same dynamic would have been at work, tens of thousands of years earlier, on the Serengeti, when H. sapiens sapiens first appeared in that dynamic maelstrom of human evolution, Africa ）。

我们将描述，收藏品是如何降低每一种财富转移中的交易成本——如遗产的自愿免费赠与，自愿相互贸易或结婚，以及法律判断和贡品的非自愿转让（the involuntary transfers of legal judgments and tribute ）等财富转移。

所有这些价值转移都曾发生在许多人类史前文化中，可能从晚期智人起点开始。一方或双方从这些重大的生活事件财富转移中，获得的收益如此之大，以至于尽管交易成本很高，但转移还是发生了。与现代货币相比，原始货币具有非常低的流通速率——在一个普通人的一生中，它可能只会被转移几次。然而，一种持久的收藏品，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传家宝，可能会保存好几代，且在每次转让时都能增加可观价值——往往使转让变得完全可能。因此，部落经常在制造、探索珠宝和其他收藏品的原材料等看似琐碎的事情上，花费大量时间。

库拉环（ The Kula Ring ）

前殖民地 Melanesia 的库拉贸易网络。库拉贵重物品兼作“强有力”货币以及对故事和流言的助记符 ( The kula valuables doubled as "high power" money and mnemonic for stories and gossip )。许多贸易商品，主要是农产品，要在不同季节才能获得，因此不能以实物交易。库拉收藏品作为一种不可伪造的昂贵的 ( unforgeabaly costly )，可穿戴(为安全)，并且流通 ( 字面上[literally!] ) 的货币解决了这个双重巧合问题 ( double-coincidence problem )。项链 ( Necklaces ) 顺时针排列，臂甲（ armshells ）逆时针排列，图案非常规则。通过解决双重巧合问题，一件臂甲或一条项链将只需经过几次交易过后，就会证明比它的成本更贵，但它们可流通几十年。关于收藏品先前拥有者的流言和故事，进一步提供了关于上游信贷（ upstream credit ）和流动性的信息。在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收藏品，通常是贝壳，以一种不太规则的图案流通，但有着相似的目的和属性。[L94]

库拉臂甲 ( mwali ) 。

库拉项链 ( bagi ) 。

对于财富转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任何制度，我们将会提出以下问题：

在事件，对被转移的商品的供应，以及对被转移的商品的需求之间的什么及时巧合，是必要的（ What coincidence in time between the event, the supply for the transfered good, and demand for the transfered good was necessary ）？这些巧合的不可能性，有多不可能对财富转移构成障碍，或者对财富转移构成了多大障碍？
财富转移是仅仅基于这个制度形成一个收藏品闭环，还是，其他财富转移制度是完成流通环所必需？认真对待货币流通的实际流动图，是理解货币出现（ the emergence of money ）的关键。在人类史前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各种各样的行业之间的普遍流通（ General circulation among a wide variety of trades ）过去没有、也不会存在。如果没有完整、重复的循环，收藏品就不会流通，将变得毫无价值。一个值得制造的收藏品，必须在足够多的交易中增加其价值，以摊销其成本。

我们将首先考察，对我们而言，目前最熟悉和经济上最重要的一种转移方式——贸易。

饥饿保险 ( Starvation Insurance )

Bruce Winterhalder [W98] 调查了这些模型：食物如何以及为什么有时会在动物之间转移：被容忍的偷窃，生产/白拿/机会主义，风险敏感的生存维持（ risk-sensitive subsistence ），副产品互惠( by-product mutualism )，延迟互惠( delayed reciprocity )，非实物贸易/交换，以及其他选择模型 ( 包括亲属利他主义)。在这里，我们关注风险敏感的生存维持，延迟互惠，和贸易(不是实物交换)。我们认为，用食物贸易取代收藏品贸易，取代延迟互惠，可以提高粮食共享（ We argue that substituting trade of food for collectibles for delayed reciprocity can increase food sharing ）。它通过减少可变食品供应带来的风险，同时避免群体之间很大程度上无法克服的延迟互惠问题，来实现这一点。我们将在更广泛语境下，讨论亲属利他和盗窃行为 ( 可容忍或不可容忍 ) 。

食物对于饥饿的人，比对吃饱的人而言，价值更大得多。如果一个饥饿的人可以通过交易他最珍贵的贵重物品来挽救自己的生命，那么，这个贵重物品，对他而言，可能值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劳动，可能需要这么多的时间来换（ replace ）它的价值。通常，他会认为，他的生命价值超过了其传家宝的情感价值。就像脂肪本身一样，收藏品可以提供保险，对抗食物短缺。至少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交易，来避免当地食物短缺造成的饥饿——交换来食物本身，或者交换来觅食或狩猎权利。

然而，交易成本通常会过高——相比相互信任，群体（ bands ）远远更可能争斗。饥饿的群体找不到自己的食物，通常会挨饿。然而，如果交易成本可以降低（通过降低群体之间对信任的需求），对于一个群体而言，价值一天劳动的食物，对一个饥饿的群体的而言，可能值几个月的劳动。

本文认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收藏品的出现，在许多文化中，本地但极具价值的贸易成为可能。收藏品取代了其他必要但不存在的长期信任关系。如果部落之间或不同部落的个人之间存在高度持续的互动和信任，以至，他们互相给予无担保信贷，这就会刺激滞后的以货易货贸易（ this would have stimulated time-lagged barter trade ）。然而，如此高度的信任是高度不合情理的——由于上述互惠利他主义的相关理由，由经验证据证实，被观察到，大多数狩猎采集部落关系是相当敌对的。狩猎采集群体通常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分成不同小群体，并在一年中的几个星期里聚集成“集合体”，有点像中世纪的欧洲博览会。尽管群体之间缺乏信任，但重要的主要贸易（ trade in staples）（如附图所示）几乎肯定发生在欧洲，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如拥有大型猎手的美洲和非洲。

附图所示的情景 ( The scenario illustrated by the accompanying figure )是假设的，但如果没有发生，那将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尽管许多欧洲人甚至远在旧石器时代就喜欢戴贝壳项链，但许多人住在更远的内陆地区，用猎物的牙齿制作项链。燧石、斧头、毛皮和其他收藏品也很可能被用作交换媒介。

驯鹿、野牛和其他人类猎物在一年中的不同时间迁徙。不同的部落专业于不同的猎物，在欧洲旧石器时代的许多遗址中，超过 90% (有时多达99%)的遗骸来自单一物种[C94]。这至少表明，一个部落针对一个单一物种的季节性专业化，或者可能是全时专业。根据其专业程度，一个单一部落的成员，会成为这些方面的专家——其特定猎物的行为、迁移习惯和其他模式，以及用以捕猎这些猎物的专业工具和技术方面的专家。最近观察到的一些部落被认为具有专业性（ Some tribes observed in recent times are known to have specialized ）。一些 North American Indian 部落分别专业猎杀野牛、羚羊和捕捞鲑鱼。在 northern Russia和部分 Finland 地区，甚至包括今天的 Lapp ，都专业于放牧一种驯鹿。

在旧石器时代，当更多的大型猎物 ( horse, auroch, giant elk, bison, giant sloth, mastadon, mammoth, zebra, elephant, hippopotamus, giraffe, musk oxen,等 ) 在北美、欧洲和非洲成群游荡时，这种专业化程度可能会更高得多。不害怕人类的大型野生动物不复存在。在旧石器时代，他们不是被驱动灭绝，就是适应了对人类和我们的炮石的害怕。然而，在晚期智人生存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兽群数量丰富，很容易被专业猎人挑选到。根据我们基于贸易的捕食理论，在旧石器时代，当大型猎物成群地在北美、欧洲和非洲游荡时，专业化程度很可能要高得多。部落间基于贸易的狩猎劳动分工，与欧洲旧石器时代的考古证据相一致(尽管没有得到可靠的证实 )。

这些迁徙的群体，跟随他们的牧群（ herds ），频繁地互动，创造了许多贸易机会。American Indians 通过干燥、制作干肉饼等方式来保存食物，这种方式使食物可持续保存几个月，但通常不是一整年。这种食物通常与兽皮、武器和收藏品一起贸易。这些贸易通常发生在年度贸易短途出行期间（ annual trading expeditions ）[T01]。

大型牧群动物每年只在一个地区迁徙两次，间隔窗口期，最常见情况是一到两个月。除了自己的猎物，如果没有其他蛋白质来源，这些专业化部落就会挨饿。只有在存在贸易的情况下，考古记录中显示的高度专业化才会发生。

因此，即使肉品的时间抵消物物交换（ time-offset barter ）是唯一一种贸易，这也足以使收藏品的使用相当值得。只要被用于贸易的肉品的价值大致相同，项链、燧石和用作货币的任何其他物品就会在一个闭环中来回流通，量大致相等 ( The necklaces, flints, and any other objects used as money circulate in a closed loop, back and forth, in roughly equal amounts so long as the value of meat traded remains roughly equal )。值得注意的是，单笔有益交易的可能，还不足以让本文提出的收藏品理论成为正确。我们必须确定互利贸易的闭环。通过这些闭环，收藏品持续流通，摊销它们的成本。

如上所述，我们从考古遗迹中了解到，许多部落专业于单一大型猎物。这种专业化至少是季节性的；如果有广泛的贸易，它可能是全时的。通过成为习惯和迁移模式，以及最好的拿下（taking down ）方式方面的专家，一个部落获得了巨大的生产效益。然而，这些好处通常是无法获得的，因为，专业化于单一物种，意味着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没有食物。部落间的劳动分工见到成效——贸易使这一切成为可能。仅仅通过两个互补的部落之间的贸易，食物供应就会增加近一倍。然而，不是两种猎物，而是经常多达 12 种猎物，迁徙于 Serengeti 和欧洲大草原等地区的大部分狩猎区。因此，如果在少数几个相邻部落之间进行这种贸易，一个专门从事某一物种的部落所能获得的肉类数量可能会增加一倍以上。最重要的是，额外的肉在最被需要的时候（当一个部落自己的猎物的肉已经被吃掉，没有食物，猎人会挨饿），会出现。

因此，从一个贸易周期（简单如两种猎物和两个非同步但相互抵消 [ offsetting ] 的贸易）中，至少有四个盈余收益或来源。这些收益是不同的，但不一定是独立的:

在一年中一个人挨饿时，一个可获得的肉源。
肉类总供应的增加——他们把可立即吃掉或储存起来之外的多余肉拿来交易；他们没有拿去交易的肉会被浪费掉。
通过食用不同种类的肉类，从肉中获取的各种营养的增加。
专业化于一单个猎物，带来生产力的提高。

制作或保存收藏品以换取食物，并不是对抗萧条期的唯一方法。也许更常见的，特别是在无法获得大型猎物的地方，是觅食权贸易与领地性的结合（ territoriality combined with trade in foraging rights ）。这甚至可以在今天存在的一些狩猎采集文化的残余中观察到。

非洲南部的 !Kung San 人，像狩猎采集文化的所有其他现代残余一样，生活在边缘地带。他们没有成为专家的机会，但必须取少量可获得的残余物（ take the meager remnants available ）。因此，他们可能是许多古代狩猎采集文化的非典型，也是最早晚期智人的非典型，他们最初从尼安德特人手中夺取了最葱翠的土地和最好的狩猎路线，直到很久以后，才将尼安德特人赶出边缘地带（ which first seized the lushest lands and best game routes from Homo sapiens neanderthalis and only much later drove the Neanderthals from marginal lands ）。然而，尽管 the !Kung 有严重的生态障碍，他们还是将收藏品作为贸易物品。

和大多数狩猎采集者一样， the !Kung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分散的小群体里，一年中的几个星期和其他几个群体聚合在一起。聚合（ Aggregation ）就像一个有附加功能的集市——贸易完成了，联盟巩固了，伙伴关系加强了，婚姻也交易了。为聚合而做的准备是，制造可贸易物品，这些物品部分是实用的，但大部分是可收藏的。这个名为 the !Kung hxaro 的交易系统，涉及大量串珠珠宝贸易，包括鸵鸟壳吊坠（与 4 万年前在非洲发现的那些类似）。

!Khung San 狩猎采集者的相邻部落间的交换模式及亲属关系（ Pattern of hxaro exchanges and kinship relations ）。

用于 hxaro 交易的项链。

!Kung 用他们的收藏品买和卖的其中一个主要东西是，“进入另一个群体领地，并在那里狩猎或采集食物”的抽象权利。在当地食物短缺的情况下，这些权利的贸易尤其活跃，在邻国的领土上觅食可以缓解这种短缺 [W77][W82]。 !Kung 群体用箭标记他们的领地，未购买进入和觅食权利而擅自进入，等于宣战。就像上面讨论的跨群体食品贸易一样，用 Stanley Ambrose 的话来说，使用收藏品购买觅食权，构成了一种“用以对抗饥饿的保险（insurance policy against starvation)” [A98]。

虽然从解剖学上讲，现代人类的确拥有有意识的思维、语言和一定的规划能力，但要产生贸易，几乎不需要有意识的思维或语言，也不需要计划。部落成员没有必要推理任何东西所带的好处，有必要的只是推理出单一贸易带来的好处（ It was not necessary that tribe members reasoned out the benefits of anything but a single trade ）。要建立这样一个制度，只要人们凭直觉去获得具有以下特征的收藏品，就够了。( 如通过对这些特征进行近似估计的代理观察结果所示 as indicated by proxy observations that make approximate estimations for these characteristics )。我们将要研究的其他制度，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如此——它们是进化而来的，而不是被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没有一个参与制度仪式的人，会从终极进化运转的角度，来解释他们的运转（ No one participating in the institution's rituals would have explained their function in terms of ultimate evolutionary function ）；相反，他们用各种各样的神话来解释，这些神话更多的是作为行为的最邻近动机，而不是作为关于最终目的或起源理论。

食品贸易，其直接证据早已腐烂。通过对比一个部落的狩猎剩余物和另一个部落的消费模式，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发现比这篇文章所展示的更直接的证据——这项任务的最难部分，可能是识别不同部落或亲属群体的边界。根据我们的理论，这种将肉从一个部落到另一个部落的转移，在旧石器时代世界的许多地方是很常见的，在那里，发生了大规模及专业化的大型狩猎活动。

目前，通过收藏品本身的流动，我们确实有关于贸易的广泛间接证据。幸运的是，在收藏品所期望的耐久性和今天考古学家所发现的人工制品幸存所依赖的生存条件之间，存在着良好的相关性。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当所有人类活动都是步行的时候，我们在离其最近的源头 500 公里的地方发现了穿孔海贝壳（ perforated sea shells ）的例子[C94]。燧石也有类似的长距离移动。

不幸的是，大多数时间和地点引起的高交易成本，严重限制了贸易。主要障碍是部落之间的对抗。部落之间最主要关系是，不信任（在好日子里），彻底暴力（在坏日子里）。只有联姻或亲缘关系才能使部落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尽管只是偶尔，而且范围有限。保护财产的能力很差，甚至是戴在人身上或埋在隐藏得很好的隐藏所中的收藏品，这意味着收藏品必须通过一些交易摊销它们的成本。

因此，贸易并不是唯一的财富转移方式，在人类漫长的史前时期（在这段时期，高交易成本阻碍了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市场、企业和其他经济机构的发展 [L94]），它可能也不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在我们伟大的经济制度之下，还有更古老的制度，也涉及财富转移——在史前时期，主要的财富转移方式。所有这些制度将晚期智人与之前的动物区分开来。我们现在转向一种最基本的，我们人类认为是理所当然，但其他动物没有的财富转移方式——将财富传给下一代。

死后的亲属利他主义( Kin Altruism Beyond the Grave )

在之前，贸易供求在时间和地点上的巧合是罕见的，以至于，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大多数贸易和基于贸易的经济制度，在当时都不可能存在。当时更不可能发生的是，对于亲属群体而言，供给，需求，以及一个重大事件（一个新家庭的形成，死亡，犯罪，战争的胜利或失败）的三重巧合。我们看到，在这些事件中，宗族 ( clans ) 和个人从财富的及时转移中获益极多。继而，当转移的是比为其他目的而设计的消耗品或工具更耐用，更普遍的财富存储时，这种财富转移造成的浪费也要少得多。因此，在这些制度中，这个需求——使用持久和一般财富存储——甚至比贸易本身更迫切。此外，婚姻、继承、争端解决和贡品制度，可能早于部落间贸易，对大多数部落而言，涉及财富转移，比涉及贸易更多。因此，这些制度，作为最早原始货币的驱动器（ motivator ）和孵化器，不只是贸易。

在大多数狩猎采集部落中，这些财富以一种令我们印象深刻的形式，出现在我们这些富有的现代人的脑海中，我们认为这些财富微不足道——木器、燧石、骨头工具、武器、弦上的贝壳，也许是一间小屋，而在寒冷的气候中，则有一些肮脏的毛皮。有时候，这一切都可能戴在人身上。尽管如此，对于一个狩猎采集者来说，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就是财富，就像房地产、股票和债券对我们来说就是财富一样。对于狩猎采集者来说，工具和有时的保暖衣物是生存所必需。这些物品中有许多都是非常珍贵的收藏品，可抵抗饥饿，可以购买配偶，还可以在战争和战败时替代屠杀或饥饿。将生存资本转移给后代的能力，是晚期智人相对于之前动物的另一个优势。此外，有技能的部落人或宗族可以从偶然但经过一生累积的财富剩余中获得累积，用消费品剩余换取持久财富，特别是收藏品。暂时的健康优势可以转化为后代更持久的健康优势。

另一种不为考古学家所知的财富形式是职位（ titles to offices ）。在许多狩猎采集文化中，这种社会地位比有形财富更有价值。这种地位的例子包括宗族领袖、战争党领袖、狩猎党领袖、特定长期贸易合伙关系成员（与邻近宗族或部落特定人士的合伙）、助产士、宗教治疗师。通常，收藏品不仅体现了财富，还起到助记作用，代表了家族的责任和特权地位。在死后，为了维持秩序，必须迅速而明确地决定这些职位的继承人。拖延可能引发恶性冲突。因此，一种常见事件是殡葬盛宴，死者被宴请，他的有形和无形的财富根据习俗、宗族决策者或死者的意志，分配给后代。

正如 Marcel Mauss [M50] 和其他人类学家所指出，在前现代文化中，其他种类的免费礼物相当罕见。看似免费的礼物实际上暗示着接受者的义务。在合同法之前，这种“赠与”带来的隐性义务，以及如果不履行隐性义务所带来的社会耻辱和惩罚，可能是延迟交换中最常见的报答动机，这在现今我们为彼此提供的各种非正式帮助中，仍很常见。继承和其他形式的亲属利他主义，是我们现代人所称的“礼物”，在当时的唯一广泛应用形式，即一种不向接受者强加任何义务的礼物。

早期的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常常把原住民（ natives ）视为幼稚的原始人（childish primitives ），他们有时把他们的贡品称为“礼物”，把贸易称为“礼物交换”，好像这些更像西方孩子的圣诞节和生日礼物交换，而不是成年人的契约和税收义务。这可能部分反映了偏见，部分反映了，在当时的西方，义务通常是书面形式的，而这是原住民（ natives ）所缺乏的。因此，西方人在当时通常将原住民用于其交换制度、权利和义务的丰富词汇，翻译成 “ 礼物 ” 。17 世纪时，居住在美国的法国人分散在拥有更大人口的印第安部落中，他们经常向这些部落进贡。称这些付款为“礼物”，是他们在其他欧洲人面前挽回面子的一种方式，而其他欧洲人则没有这种必要，而且觉得这种做法很懦弱。

Mauss 和现代人类学家不幸地保留了这个术语。未开化的人类仍然像个孩子，但现在像个孩子一样无辜，像一个道德优越的人，不会屈尊于我们这种卑鄙的、冷血的经济交易（ The uncivilized human is still like a child, but now innocent like a child, a creature of moral superiority who would not stoop to our kind of base, cold-blooded economic transactions ）。然而，现在，在西方，尤其是在我们法律中涉及交易的官方术语中，“礼物”指的是没有“强制义务执行”的转让。当遇到关于“礼物交换”的人类学讨论时，这些注意事项应该牢记在心——现代人类学家所指的，完全不是，我们在现代使用“礼物”一词时通常所指的免费或非正式礼物。他们指的是，任何涉及财富转移的各种各样、往往相当复杂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在史前文化中，与我们现代礼物相似的唯一主要交易是，它本身既不是被广泛认可的义务，也不是强加给接受者的义务，而是父母或母系亲属对他们的孩子和遗产的照顾 ( 一种例外情况是，继承职位头衔，会同时将该职位的责任和特权强加给继承人 ) 。

一些传家宝可能会连续几代不间断地传承下去，但它本身不会形成一个收藏品转移的闭环。传家宝只有在它们最终被用于其他用途时才有价值。它们经常被用于宗族间的婚姻交易，这可能会形成收藏品的闭环。

家庭贸易 ( The Family Trade )

早期一个重要例子：通过收藏品，使一个小闭环贸易网络成为可能，这个小闭环贸易网络涉及，相比我们的灵长类亲戚（ primate relatives ），人类在养育后代和相关的人类婚姻制度方面所做的高得多的投资。将交配和抚养子女方面的长期匹配安排（由宗族之间进行协商），与财富转移相结合，婚姻是人类的普遍现象，可能可以追溯到第一批晚期智人。

父母的投资是一项长期且几乎是一次性的事情——没有时间进行重复互动。与疏忽的父亲或不忠妻子离婚，通常意味着，从遗传适合度方面看，被被抛弃一方，浪费好几年时间。对孩子的忠诚和承诺（ Fidelity and commitment ）主要由姻亲（ in-laws ）——宗族（ clan ）来执行。婚姻是家族之间的契约，通常包括对忠诚、责任以及财富转移的承诺。

男人和女人将给婚姻带来的贡献，很少平等。在一个主要由宗族决定配偶选择，以及宗族领导可从中进行选择的人口基数非常小的时代，这种情况甚至更加明显。最常见的是，女人被认为更有价值，新郎宗族向新娘宗族支付聘礼。与之相比，新娘宗族向新婚夫妇支付嫁妆的情况，相当罕见。这种情况，几乎被中世纪欧洲和印度的一夫一妻制但高度不平等社会的上层阶级所实践，这种情况最终是被那些社会中的上层阶级儿子比上层阶级女儿更大得多的繁殖潜能所推动。由于文学大多是关于上层阶级的，嫁妆在欧洲的传统故事中经常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并没有反映其在人类文化中的实际频率——嫁妆相当罕见。

宗族间的婚姻可以形成一个收藏品闭环。事实上，两个交换伴侣的宗族就足以维持一个闭环，只要新娘倾向于更替（ Indeed, two clans exchanging partners would be sufficient to maintain a closed loop, as long as brides tended to alternate ）。如果一个宗族通过从其他种类转移中获得的收藏品，变得更富有，这个宗族就可以让更多的儿子娶到更好的新娘(在一夫一妻制社会)或更多的新娘(在一夫多妻制社会)。在一个只涉及婚姻的循环中，原始货币只是在繁殖资源的不平衡转移之间的一段长期延迟中，取代了宗族之间对记忆和信任的需要。

就像遗产、诉讼和贡品一样，婚姻需要三重巧合——事件（此案例中，事件是婚姻），供应方，需求方。如果没有一个可转移和持久的价值存储，新郎宗族的这些现有能力——供应新娘宗族当前想望，以及在足够大程度上，弥补新郎和新娘之间的价值不匹配，同时满足该匹配的政治和浪漫条件——就不太可能很被满意。一种解决方案是，将新郎或其宗族一直履行的服务义务强加给新娘宗族，这发生在大约 15% 的已知文化中 [DW88]。在更大量的文化 ( 67% ) 中，新郎或新郎的宗族支付给新娘宗族大量财富。这些聘礼中的一部分是以直接消费品支付的，包括为结婚宴会采集的植物和宰杀的动物。在放牧或农业社会中，大部分聘礼都是用牲畜支付的，一种长期存在的财富形式。在没有牲畜的文化中，剩余部分，以及聘礼的通常最有价值部分，通常是以最有价值的传家宝进行支付——最稀有、成本最高昂、最耐用的吊坠、戒指等。西方的习俗是，新郎给新娘一枚戒指，而求婚者给对方一枚其他种类的珠宝，这曾经是一种重要的财富转移，在许多其他文化中也很常见。在大约 23% 的文化中，大部分是现代式的，没有实质性的财富交换。在大约 6% 的文化中，新娘和新郎宗族之间有大量财富的相互交换。在只有 2% 的文化中，新娘的宗族会给新人支付嫁妆。[DW88]

不幸的是，一些财富转移，与遗产馈赠或婚姻快乐所带来的利他主义相去甚远（ Unfortunately, some wealth transfers were a far cry from the altruism of the inheritance gift or the joy of marriage ）。就贡品而言，情况恰恰相反。

战利品

黑猩猩部队（ chimp troops ）和狩猎采集者人类文化中源于暴力的死亡率，都远高于现代文明。这可能至少可追溯到我们与黑猩猩-黑猩猩部队（ chimp troops ）的共同祖先，也在不断战斗。

战争涉及杀人、致残、酷刑、绑架、强奸和勒索贡品 ( 贡品用以避免这些命运）。当两个相邻部落不交战时，其中一个部落通常向另一个部落纳贡。贡品还可以帮助结盟，在战争中实现规模经济。最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剥削形式，对胜利者来说，比对失败者进一步暴力更有利可图。

在战争胜利之后，有时失败者会立即向胜利者赔款。通常情况下，这只是狂热胜利者的抢劫形式，而失败者则拼命隐藏他们的收藏品。更经常的是，定期要求进贡贡品。在这种情况下，三重巧合问题有时可以通过复杂的实物付款计划来避免，这种付款方式让失败部落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能力与胜利者的需求相匹配。然而，即使有这种解决方案，原始货币可以提供一种更好的方式——一种大大简化付款条件的共同的价值媒介，这在一个合约条款无法记录但必须记住的时代，非常重要。在某些情况下，就像用于 Iriquois Confederacy 的贝壳串珠一样，这些收藏品还兼作一种原始的助记工具用于-虽然不是一字不差地while not verbatim ）-帮助人们回忆条约的条款。对于胜利者而言，收藏品提供了一种更接近 Laffer 最优（ Laffer optimum ）的收集贡品的方式（ For the winners, collectibles provided a way to collect tribute at closer to the Laffer optimum ）。对于失败者来说，埋藏在地窖里的收藏品提供了一种方式来“漏报” （ " under-report " ），使胜利者相信失败者不那么富有，因此他们的需求也会减少。贮藏收藏品的地窖，也提供了保险，防止过分热心的贡品收藏家。原始社会的大部分财富，由于高度隐秘的性质，而没有引起传教士和人类学家的注意。只有考古学才能揭示这种隐藏财富的存在。

隐藏和其他策略提出了一个贡品收集者（ tribute collectors ）与现代税务收集者（ modern tax collectors ）共同面临的问题——如何估算他们能提取的财富额。价值计量在许多种类的交易中都是一个棘手问题，但最棘手的问题莫过于在税收或贡品的对抗性征收中的价值计量。在进行这些非常困难和非直觉（ nonintuitive ）的权衡，然后在一系列查询、审计和收集过程中执行这些操作时，贡品收集者有效地优化了他们的收入，即使这些结果对贡品支付者而言，相当浪费。

想象一下，一个部落从之前在战争中被击败的几个邻近部落那里收取贡品。它必须估计它能从每个部落提取多少。错误的估计使一些部落的财富被低估，同时迫使其他部落根据他们并不实际拥有的财富估计来支付贡品。结果是：受到伤害的部落趋于萎缩。受益的部落支付的贡品比理应被抽取的要少。在这两种情况下，战胜者部落所获得的收入都要少于他们可能通过更好的规则能够获得的收入。这是 Laffer 曲线对特定部落财富的应用。这条曲线，由经济学家 Arthur Laffer 应用于所得税，随着税率提高，收入增加，但收入增长速度越来越慢于税率，这是由于越来越多的避税、逃税行为，最重要的是，遏制了人们参与纳税活动的积极性。由于这些原因，税收被优化到某一个特定税率。将税率提高到高于 Laffer 最优水平的水平（ Hiking the tax rate beyond the Laffer optimum results ），会降低而不是提高政府收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Laffer 曲线尽管是一种最优化政府收入的税收征收理论，而不是最优化社会福利或个人偏好满足的税收征收理论，它却被主张减税的人所使用。

在更大范围内，Laffer 曲线可能是政治史上最重要的经济规律。Charles Adams [A90]用它来解释帝国的兴衰。最成功的政府都被自己的动机暗中引导——他们对短期收入的渴望，对长期相对于其他政府成功的渴望——根据 Laffer 曲线优化他们的收入。那些让纳税人负担过重的政府，比如 Soviet Union 和之后的 Roman Empire ，最终沦为历史的垃圾堆，而那些征税低于最佳水平的政府，往往会被资金状况较好的邻国所征服。相比通过征服资金不足的国家这种方式，民主政府（ Democratic governments ）可以通过更和平的方式在一段历史时期保持高税收。他们是历史上第一个税收收入相对于外部威胁，如此高的国家，以至他们可以把大部分钱花在非军事领域。与以往大多数政府相比，他们的税收制度更接近 Laffer 最优水平。(或者，这种奢侈可能是核武器在遏制攻击方面的效率，而不是民主国家在优化征税方面的积极性提高带来的)。当我们用 Laffer 曲线来考察条约贡品对不同部落的相对影响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为了优化收入，胜利者希望准确地测量被征服者的收入和财富。对于朝贡者的这种决定性动机——通过隐藏财富、争斗或逃跑来避免或躲避进贡，测量价值至关重要。就这些朝贡者而言，他们可以各种方式对这些测量数据进行欺骗，例如将收藏品埋藏在洞穴中。贡品收集涉及带有不一致激励的一种测量博弈（ Tribute collection involves a measurement game with unaligned incentives ）。

通过收藏品，人们可以要求朝贡者在战略最优时间缴纳贡品，而不是在朝贡者可以提供物品，或胜利者需要的时候。胜利者然后可以选择在未来什么时候消费这些财富，而不是在贡品被其提取时就消费。很久以后，进入历史的黎明，公元前 700 年，虽然贸易广泛，货币仍然采取收藏品的形式——由更多的贵金属制成，但拥有它们的基本特征，如缺乏统一的价值，类似晚期智人黎明之后，使用的大多数原型货币（ proto-money ）。a Greek-speaking culture in Anatolia (modern Turkey), the Lydians 改变了这一点。确切地说，Lydia 国王是考古和历史记载中最早发行硬币（ coins ）的人之一。

从那一天起，拥有自我准许垄断的政府造币厂，而不是私人造币厂，作为硬币的主要发行者。为什么造币厂不是由私人利益主导的，比如在当时确实存在于这些半市场经济的私人银行家？政府主导硬币制造的主要缘由是，只有政府才能执行反假冒措施。然而，他们本可以采取这些措施来保护相互竞争的私人造币厂，就像他们在今天和那个时候执行商标一样。

估计一枚硬币的价值，要比估计一件收藏品的价值容易得多——尤其是在低交易价值 ( at low transaction values )的情况下。可以用货币进行的贸易，要比用物物交换进行的贸易，要多得多；实际上，当从贸易中获得的微小收益首次超过交易成本，许多种低价值贸易首次成为可能。收藏品是低速率货币，涉及少量高价值交易。硬币是高速率货币，促进了大量低价值贸易。

鉴于我们已经看到，原型货币对贡品和征税人员带来的好处，以及在优化强制这些支付方面，价值测量问题的关键性质，征税人员，特别是 Lydia 国王，是最早的主要造币（ coinage ）发行者，也就不奇怪了。国王的收入来自征税，他有强烈动机去更精确地测量其臣民所拥有和其物品所交换来的财富的价值。这种交换还受益于，通过交易媒介的贸易者，而得到的成本更低的测量方式（ That the exchange also benefited from cheaper measurement by traders of the medium of exchange ），这创造了一些更接近有效市场的东西，并首次允许个人更大规模地进入市场，对于国王而言，这是一个偶然的副作用。通过市场流动的更大的财富，现在可以被征税，使国王的收入甚至超过了常规的 Laffer 曲线效应 ( 即减少给定税源之间的错误计量）。

更有效的税收和更有效的市场相结合，意味着总体税收收入的大幅增加。这些征税人员几乎是真的砸中了金矿，Lydian 国王 Midas、Croesus 和 Giges 的财富，直到今天都还很有名。

几个世纪后，the Greek king Alexander 征服了埃及、波斯和印度的大部分地区，通过掠夺埃及和波斯的庙宇（神庙里装满了低速率的收藏品）来资助他壮观的征服，并将它们融化成高速率的硬币。在他的带领下，更有效率、更包容（ encompassing ）的市场经济以及更有效率的税收征收（ tax collection ）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贡品支付本身并不形成收藏品的一个闭环。只有当胜利者最终能将这些财富用于其他事情，比如婚姻、贸易或抵押品时，这些收藏品才有价值。然而，胜利者可以强迫被征服者去制造以获得收藏品（ victors could coerce the vanquished into manufacturing for obtaining collectibles ），即使这并不符合被征服的人的自愿利益。

纠纷和补救措施 ( Disputes and Remedies )

古代的狩猎采集者没有我们现代的侵权法或刑法，但他们确实有类似的解决争端的方式，通常由部落首领或投票进行判断，涵盖了现代法律所称的犯罪和侵权范畴。争端各方的宗族通过惩罚或付款制裁来解决争端，取代了复仇或宿仇的循环。大多数前现代文化，从美国的爱尔兰人 ( Iriquois in America ) 到基督教前的日耳曼（ pre-Christian Germanic ）人，都认为付款比惩罚好。代价（ Prices ） ( 如日耳曼语的“weregeld”和爱尔兰语的“blood money”)被分配给所有可起诉的罪行，从小偷小摸到强奸再到谋杀。在有货币的地方，付款的形式是货币。在放牧文化中，用的是牲畜。在其他文化，支付收藏品是最常用的补救办法。

在诉讼或类似抗议中，对损害的赔偿支付，导致了与三重巧合（发生于继承，婚姻和贡品中的事件，供应，需求三重巧合）类似的问题。案件的判决，必须与原告支付损害赔偿金的能力，以及被告从中获益的机会和愿望相一致 ( The judgment of the case had to coincide with the ability of the plaintiff to pay the damages as well as the opportunity and desire of the defendant to benefit from them )。如果补救措施是原告 ( plaintiff )已经拥有很多的消耗品，这种补救措施仍然是一种惩罚，但不太可能满足被告 ( defendant ) ——因此不会遏制暴力循环。因此，我们在此再次强调收藏品带来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使解决争端或结束报复循环的补救成为可能。

如果支付款项用于完全消除宿怨，争端补救措施将不会形成一个闭环。然而，如果支付款项没有完全抑制宿怨，那么，这些支付款项就可能形成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在报复循环之后。因此，当该制度减少但没有消除报复循环，这个制度有可能达到平衡，直到连接更紧密的贸易网络的出现 (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institution reached an equilibrium when it had reduced but not eliminated cycles of revenge until the advent of more densely connected trading networks )。

收藏品的属性

因为人类是在小型、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相互敌对的部落中进化的，因此利用收藏品来减少对追踪恩惠的需求，并使我们已经探索过的其他人类财富转移制度成为可能，这远远比我们物种大部分时间内的物物交易规模问题更为重要。的确，收藏品从根本上改进了互惠利他行为的运作方式，使人类能够以其他物种无法获得的方式进行合作。对这些其他物种而言，不可靠记忆严重限制了互惠利他行为。其他一些物种有很大大脑，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园，或者制造和使用工具。没有其他物种对互惠利他主义的运作方式有如此大改进。有证据表明，这一新的发展在距今 40000 年前就已成熟。

Menger 称这种第一批货币为“中间商品（ intermediate commodity ）”，即本文所说的收藏品。一个对其他东西有用的人工制品，如剪报( cutting )，也可用作收藏品。然而，一旦这些涉及财富转移的制度变得有价值，收藏品就会仅因其可收藏属性而被制造出来。这些属性是什么？如果某一种商品被选为有价值的收藏品，那么相对于作为收藏品，不那么有价值的产品而言，它至少具有以下可取品质：

在防止意外损失和盗窃方面，更安全。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意味着可携带在人身上（carriable on the person ），并且很容易隐藏。
更难伪造它的价值。其中一个重要子集是，拥有昂贵的不可伪造性（ unforgeably costly ），因此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产品，原因如下所述。
通过简单的观察或测量，这个价值可以得到更精确的近似值。这些观察可能拥有更可靠的诚实性，同时代价更低。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受到强烈激励，去收集那些能更好满足这些属性的物品。这种激励的一部分，可能包括遗传进化的本能。收集这样的物品，纯粹是为了收集它们的乐趣 ( 而不是为了任何特别直接的原因)，而且这种乐趣在人类文化中几乎普遍存在。近期动机之一是装饰。Arizona 大学考古学家 Dr. Mary C. Stiner 说：“ 装饰普遍存在于所有现代人类觅食者（foragers）之中。” [W02] 对于进化心理学家而言，这种行为——在自然选择方面有很好的最终解释，但除了愉悦感之外没有其他直接理由——是用以激发行为的遗传进化快感的最好候选者。如果这篇文章的推理是正确的，那么收集稀有物品、艺术品，尤其是珠宝，就是人类本能。

第(2)点需要进一步解释。一开始，仅因其昂贵而生产一种商品似乎相当浪费。然而，拥有昂贵的不可伪造性的商品，通过使有益的财富转移成为可能，而不断增值。每当一笔交易成为可能或交易成本变得更低时，就会收回更多成本。成本，最初是完全的浪费，通过许多交易被平摊。贵金属的货币价值就是基于这一原则。这也适用于收藏品，它们越稀有，这种稀有性越不容易被伪造，就越珍贵。它也适用于在产品中加入可证明的熟练或独特的人类劳动，比如艺术。

我们从未发现或制造出在这三个得分点都真正做得很好的产品。艺术品和收藏品 ( 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词用于现代文化，而不是用于本文所用的技术意义 ) 优化 ( 2 ) ，而不是 ( 1 ) 或 ( 3 ) 。常见的珠子满足(1)但不满足(2)或(3)。珠宝起初由最美丽和不太常见的贝壳制成，但最终在很多文化中，由贵金属制成，更接近于满足所有以上三个属性。贵金属首饰通常都是薄细形式，比如项链和戒指，可以在随机选择的地点进行低成本鉴定，这并非巧合。硬币是一种进一步的改进——用小标准重量和商标来代替鉴定，大大降低了使用贵金属进行小额交易时的成本。货币只是收藏品进化过程中的进一步（ Money proper was just a further step in the evolution of collectibles ）。

旧石器时代的人制作的移动艺术品 ( 小雕像之类 ) 也很符合这些特征。的确，旧石器时代的人制造的物品很少不是实用的，或很少没有以上三种特征的(1)-(3)。

在智人（ homo sapiens ）身上，有许多这样令人费解的例子——无用或至少未被使用过的燧石。我们提到过 Clovis 人的不可用燧石。Culiffe[C94] 讨论了找到的欧洲中石器时代的数百块燧石（ a European Mesolithic era find of hundreds of flints ），这些燧石是经过精心制作的，但显微图分析显示这些燧石从未用于切割。

燧石很可能是最早的收藏品，早于珠宝等特殊用途的收藏品。事实上，第一批燧石收藏品是为切割用途而制作。财富转移媒介这种附加价值，是一种偶然的副作用，使本文描述的制度得以蓬勃发展。这些制度继而推动特殊用途收藏品的生产，首先是不需要作为切割工具的燧石，然后是由晚期智人开发的各种各样的其他种类收藏品。

公元前 3000 年，苏美尔人的贝壳货币

在新石器时代，在中东和欧洲的许多地方，一些种类的珠宝变得更加标准化——以至于标准尺寸和可测量性常常被认为比美丽更重要。在商业领域，这种珠宝的数量有时会大大超过库存中的传统珠宝数量。这是介于珠宝和硬币之间的一个中间步骤，一些收藏品越来越多地以一种可互换（ fungible ）的形式出现。大约在公元前 700 年，如前所述，Lydian 国王开始发行硬币。如今，在市场上，工薪阶层或征税者通过商标 ( 即对铸币厂品牌的信任 ) 来 “ 鉴定（ assayed ） ” 贵金属标准重量的昂贵的不可伪造性（ unforgeable costliness ），而不是通过在随机选择的地点剪掉盘绕的金属线。

收藏品的属性与背书了大部分非法定货币的贵金属、硬币和储备性商品共有，这并非巧合。货币恰当地实现了这些属性，其形式比几乎所有史前人类所使用的收藏品，更纯粹。

公元前 2500 年，苏美尔人的银环和银圈货币。注意其横截面的标准尺寸。许多物件都有一个标准重量，从 1 shekel到的十二分之一到 60 shekel 不等。要鉴定一个环或圈，它可以在任意位置被称重和切割。(Courtesy Oriental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 世纪的一个新奇事物是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法定”意为，不由任何储备商品作为背书，不像过去几个世纪基于黄金和白银的货币["Fiat" means not backed by any reserve commodity, as the gold- and silver-based currencies of previous centuries were]。)虽然作为一种交易媒介，法定货币通常很出色，但事实证明，它的价值储存能力非常差。通货膨胀摧毁了许多“储备金”（"nest egg" ）。稀有物品和独特艺术品（其通常共有上述收藏品特征）的市场在上个世纪经历了复兴，这并非巧合。我们最先进的高科技市场之一，EBay，以拥有这些原始经济品质的物品为中心。收藏品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即使现今我们投资于它们的财富，小于当它们对进化成功至关重要的时候。收藏品既满足了我们的本能冲动，也在它们的古老角色（作为安全的价值储存）中保持作用。

结论

许多类型的财富转移——单向和双向，自愿和强制——都面临交易成本。在自愿贸易中，双方都获益；真正免费的礼物，通常是一种亲属利他主义行为。这些交易为一方或双方创造的价值，与制造东西这种物理行为创造的价值一样多（ These transactions create value for one or both parties as much as the physical act of making something ）。贡品有利于胜利者，对损害的判决 ( judgment of damages ) 有利于受害者的同时，可防止进一步暴力。继承使人类成为第一种将财富传给其下一代亲属的动物。这些传家宝可以继而用作抵押品或支付款项，换取商品，粮食，以避免饥饿，或用于支付结婚聘礼。转移成本——交易成本——是否低到值得转移的程度，则是另一回事。收藏品是使这类交易第一次成为可能的关键。

囚徒困境使几乎所有动物都无法与非亲属进行延迟回报式合作，收藏品作为解决囚徒困境问题的方案，扩张了我们的大脑和语言。声誉信念（ Reputational beliefs ）可能遭受两种主要错误——一种关于哪个人做了什么事，一种关于评估该行为所造成的价值或损害。在宗族(小型的直接当地亲属集团或大家庭，宗族形成一个部落的一个子集)内，我们的大脑可以最小化这些错误，因此公众声誉和强制性制裁，取代了这种有限动机——对手方，作为延迟回报主要执行者，在未来进行合作或叛变的能力所提供的有限动机。在拥有同样大小大脑的尼安德特人和晚期智人宗族，很有可能的是，每个当地宗族成员都会跟踪（ kept track of ）其他宗族成员的喜好。在小型的当地亲属集团内，利用收藏品进行贸易可能是最小化的。在部落内的宗族之间，使用的是喜好跟踪和收藏品。在部落之间，收藏品完全取代了声誉作为回报的强制执行者（ enforcer of reciprocation ），尽管暴力仍然在强制执行权利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是一种高交易成本，妨碍了大多数贸易。

当高昂代价变得不可伪造（ costliness becomes forgeable ） ——玻璃交易珠，制造于 16 或 17 世纪的威尼斯，发掘于非洲马里。这种珠子在欧洲殖民者遇到新石器时代或狩猎采集文化的地方非常流行（ Such beads were very popular wherever European colonialists encountered Neolithic or hunter-gatherer cultures ）。

作为一种通用的财富存储和财富转移手段，为了使其有用，一件收藏品必须嵌入至少一个具有闭环的制度中，如此，发现和/或制造该物品的成本就可通过多个交易进行摊销。此外，一件收藏品不只是任何一种美丽装饰物。它必须具有一定的功能属性，比如人身穿戴物的安全性、利于隐藏或埋藏的紧凑性，和不可伪造的高昂成本。这种高昂成本必须是可证实的，由转移过程中的接受者来证实——证实过程使用的许多技能，类似于许多收藏家今天用来评估收藏品的那些技能。

本文提出的理论，可通过这样的步骤进行测试——在经常在这些文化中进行交易的贵重物品中，寻找这些特征 ( 或这些特征的缺乏 ) ；通过检查从循环（这些贵重物品通过这些循环发生移动）中获得的经济回报；通过观察在各种文化（包括现代文化）中，对拥有这些特征的物品的偏好。

凭借其前所未有的合作技术，人类已经成为地球上最惊人的掠食者（ predator ）。他们适应了不断变化的气候，同时，由于美洲、欧洲和亚洲的狩猎和气候变化，他们的许多大型猎物都灭绝了。今天，地球上大多数大型动物都害怕投掷物（ projectiles ）——只有一种掠食者生物适应此（ an adaption to only one species of predator ） [ R97 ] 。更多基于采集而非狩猎的文化也大大受益。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爆炸——晚期智人能够居住于地球上的更多地方，其密度是尼安德特人的十倍多 [ C94 ] ，尽管他们的骨骼较弱，大脑体积也没有增加。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归因于，通过有效的财富转移和语言——贸易、婚姻、继承、贡品、抵押品以及评估损失以抑制报复周期的能力（ the ability to assess damages to dampen cycles of vengeance ）——而得以成为可能的社会制度。

原始货币不是我们所知的现代货币。它具有现代货币的一些功能，但它的形式是传家宝、珠宝和其他收藏品。这些原始货币的使用是如此古老，以至于探索、收集、制造、展示、评估、细心储存和交易收藏品的渴望（ desires ），成为人类的普遍特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本能。人类的这种渴望，可以被称为收集本能。寻找贝壳、牙齿等原材料，以及制造收藏品，占据了许多古代人类时间的相当大比例，就像许多现代人在这些活动和爱好上花费大量的资源一样。对于我们的古代先祖而言，其结果是第一个具体化价值的安全形式（ secure forms of embodied value ），其与具体效用（ concrete utility ）有很大不同——其结果，也是今天货币的前身。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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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knowledgements

My thanks to Jerome Barkow, Andrew Odlyzko, Bruce Smith, K. Eric Drexler, Markus Krummenacker, Mark Wiley, Norm Hardy, and others for their insightful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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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https://nakamotoinstitute.org/shelling-out/
作者：Nick Szabo
编译 & 校对：Chiu，东林 & 东林 @ 币未来 biweilai.com

Nick Szabo：货币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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