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社到加密网络

如今，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一些公司，是“网络运营商”( network operators )。由于网络效应，对于现有用户而言，每当有新用户加入，这些平台变得更有价值。起先，网络效应无害，但如果平台进入其生命周期的“提取（ extractive ）”阶段，网络效应会引发大规模担忧。Chris 描绘了具有网络效应的平台的演变—它们和其用户的关系如下：

上图关键现象是，这些平台从“与其用户合作”(经济学角度的“互补”/免费业务[“complements”/ complimentary businesse ])，转为”与用户竞争”。

但如果有一种方式，可以让平台与用户持续合作，以改善用户体验的同时，为所有依赖于该网络的参与者，支持持续不减，独立的企业家活动，会怎样呢？

尽管人们提出了各种建议，从将网络作为公共设施加以监管，到要求网络提供开放 APIs ，我们相信，加密网络—我们称其“社区拥有和运营式网络”—可解锁一个新范式，在仍然保持强大网络效应的同时，“持续合作”。

加密网络是一个相对新的现象，但有一个有用类比可帮助我们理解，它们为什么可行，它们的发展方向：合作机构或合作社（ cooperatives, or “co-ops” ）。

合作社的出现：不仅因为社会原因，也是为了商业利益

合作社是由其成员拥有和运营的参与式企业。成员可以是该合作社产品或服务的创造者或消费者；如 Arizmendi Pizza 或 REI。

合作社区别于传统企业在于，它们通常由直接成员提供资金，而非来自第三方股东的投资。这使成员可决定公司价值观，不必然需要利润最大化。事实上，合作社校准其他价值观，往往能取得最大成功，例如：1）为经济规模而共享资源，而获得共同利益；2）一个伴随愿望——避免掠夺或反竞争行为。

保持对这些价值观的承诺，不仅是一个社会性尝试——对于商业也十分有利，包括在投资上的直接回报，和下游价值创造。这是真的，因为当一个合作社成长时，规模经济效益可以为所有参与者提升价值。早期参与者可以利用他们新获得的盈余来额外获得产品或服务（创造更多下游价值），或通过销售盈余给新成员来获得回报，从而获取利润（直接的投资价值）。

根据 International Co-op Alliance ，合作社不是边缘现象—至少 12% 的人口参与“合作社”；合作社为 10% 的在职人员提供工作机会；前 300 名的合作社和组织，在提供社会繁荣所需的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同时，也创造了 2.1 万亿美元营业额。

这只是一些数字。如果要举成功例子，Visa 可能是最有名的一个。原先作为 Bank of America 的一部分（称为 BankAmericard ），这个信用卡网络努力想要获取广泛的用户群。因此 BankAmericard (后来的 Visa )被剥离出来成为一个成员拥有制组织（ member-owned consortium ），鼓励有竞争力的银行加入。这保护成员不用像中心化第三方公司那样需要交费用，这助长了平台的网络效应（ This grew the network effects of the platform, while protecting the individual members from fees that could be extracted had a centralized third party aggregated them instead ）。如今，VISA 的价值超过了其个体成员总和，这些个体成员在它上市时，获取了收益。

许多股票交易所也构思为成员运营制平台。在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那儿拥有一个席位，是交易所必须，这个席位，也提供了一个保证，保证聚集流动性的力量不会随后被用来向交易者收取高额费用。像 mutual insurance, credit unions, housing, agriculture 以及许多其他行业，有着成功的合作所有权结构。从乳制品（ Land O’Lakes 是一个市值 225 亿美元的合作社 ）到互助基金(成员拥有制企业的另一种变体)，所有行业都有合作社的例子。Vanguard 是结构化的，所以“…没有外部拥有者，没有忠诚度冲突。”

合作社的不足之处

校准激励意味着，像 Vanguard 这样互助机构永远不必“权衡什么对客户最有利，什么对公司所有者最有利，因为两者是一个，是一样的。”但当谈到创新性，合作社企业有一些结构性问题，阻碍合作型公司，从协调成本到治理成本。

例如，相比公司，合作社更难启动，因为他们没有进入相同资本市场的渠道。历史上，从拥有共享价值观的成员中协调投资额度，比成立把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的基金，要难得多。在所有方面，从信息分发到启动合作社，也存在逻辑性挑战，因此，当它实际上为其会员提供了效用时，它达到了一种最小可行方案门槛。

然后，尽管过了启动阶段，合作社可能要奋力和更多传统参赛者相竞争，这些传统参赛者通常获得更好资金支持。比如，在 1990 年代初，很多成员拥有制股票交易所选择“改变拥有权”（ demutualize ）或从成员拥有制组织变成盈利性的投资者拥有制组织（ Visa 在上市时也做了这个转变）。这正好赶上了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使市场准入民主化且加剧了竞争。

最后，合作社倾向于更复杂的治理流程，而不是简单的从上而下式公司治理结构。保证其成员纯粹价值观被准确代表和坚持，同时保证高效运行，对合作社而言，是一个挑战。因此，许多成功的合作社结合了正式管理等级体系和成员们深思熟虑的许可(而不是简单直接的民主)。

合作网络：对加密的一些想法

当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和用户)还在争论互联网应不应该像公共设施一样被监管，加密网络正开创一种“合作资本主义”新形式，拥有由用户和 workers 而不是由第三方股东所拥有的网络。从这点看，加密网络拥有很多合作社的特点。除了从网络成员中聚集资金的能力外，加密网络也可以在其他纬度，和有更好资金支持的公司进行竞争-特别是那些需要高度信任的纬度。

因为加密网络是基于开源代码，共享状态，自动化“智能合约”，7*24小时全球市场的信息网络，也是允许参与者找到彼此，共享信息，进行协调的所有工具，这些网络可以比传统合作型企业更容易地通过启动阶段。通过在软件上持续合作的编码承诺，加密网络可以在新的范围内建立信任，包括在微观(因为成本效率)和宏观(因为社会可扩展性)。

加密网络另一个很有竞争力的方面是成长：公正地信任用户的网络，可以更加容易和成本低廉地成长，早期参与者受激励驱动网络效应，因为他们在参与他们所帮助创建的价值观。这个趋势与一个更广泛的运动趋势一致—— stakeholder inclusion ，比如，Aribnb 和 Uber 等公司请求授予股票给他们网络中的供应商。

最后，加密网络开启了一个新的领域，探索合作社治理如何兼具高效和代表性（ representative ）。这些常常被视为具有竞争力的目标，基于软件的治理机制提供了新工具来解决这种紧张状态。

但是如果没有中心化私有化或政府干预，如何扩大合作社治理规模？如果我们把合作社和加密网络看成是“公有物”，那么，治理这些资源的策略，需要以下 3 个必要条件 ( 如 Elinor Ostrom 在 Governing the Commons 中所提 )：

1.一个规章制度

2.一个可信承诺——遵守这些规章制度（通常，是惩罚的能力)（A credible commitment to follow them (generally, the ability to punish)）

3.集体监督，确保规则得到遵守，承诺得到履行。

这些基础，为合作社治理公共资源，提供了一个新工具箱。当然，这些工具如何随着网络本身，随着顶层服务变得越来越复杂，而进化，是一个挑战：规则将需要更新；承诺会变得更加分散及难以衡量；监测（ monitoring ）将从机器验证向更加主观的人的方向偏移。例如，可信承诺需要同时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后者以名誉和身份作为资本花费补充。

所以当软件为合作社治理实验开辟了一个新的设计空间，我们将需要缜密思考，这些网络如何在日益增加的复杂性下，保持活力。这里，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历史-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对于建立新的网络和应用而言，是一个有用的模拟及灵感。这些网络毕竟由人组成，只是现在它们被赋予了密码学，可编程货币，开源代码，开源数据和市场，来让最好的想法得以胜出。

Thanks to Denis Nazarov, Chris Dixon, Sonal Chokshi, and Toby Shorin for feedback on this post.

原文：https://a16z.com/2019/03/02/cooperatives-cryptonetworks/
作者：Jesse Walden
编译：stella